唐詩學·唐詩學的形成期(兩宋金元)

宋代是唐詩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奠基時期，唐詩研究在這一期間出現了質的飛躍，應予足夠的重視。不過為實現這一飛躍，事先也經歷了漫長的準備過程。

北宋開國，承五代動亂之余，文物凋喪，卷帙墜散。宋人要研究唐詩，必須從輯佚理舊的工作入手。例如杜甫的集子，《舊唐書》本傳記載，原有六十卷之多，后來亡逸甚眾，至晚唐五代間，主要靠一種六卷本的小集行世。宋初雖尚有幾種抄本留存，而編次紊亂，缺漏嚴重，傳布也極不方便。北宋人整理杜詩的，先后有孫僅、劉敞、蘇舜卿、王洙、王安石諸家。到仁宗嘉祐年間，王淇等人再就王洙所編二十卷本重加校核，雕板印行，這才有了杜集最早的定本，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礎。再看韓愈的集子，長期流傳中散失不多，似乎比杜甫幸運。但五代宋初駢文盛行，韓集受到冷落，傳世的幾種抄本，訛奪零亂，脫略顛倒，幾不可讀。經穆修以二十余年心力整理、?？?，集資刊行數百部，方始得到流播，對北宋詩文復古運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杜甫、韓愈是宋人最推重的唐代作家，其作品的收集、整理尚需經過這樣的周折，其他詩人可想而知。而宋人在唐詩的輯校上投入相當精力，更利用印刷術的普及予以刊布(傳至今日的唐詩別集多淵源于宋本)，這不僅為保存資料作出了貢獻，也給唐詩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

整理唐人別集的同時，北宋還編纂了幾種重要的詩文總集。李昉等修撰的《文苑英華》，是大型詩文合刊，錄詩一百八十卷，起自南朝梁末，迄于五代，匯存了相當豐富的唐人詩歌資料。姚鉉選《唐文粹》，錄詩僅九卷，而能自出手眼，獨倡古調，得宋代詩文復古風氣之先。稍后，王安石編《唐百家詩選》二十卷，選錄一百零四家詩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盡管所選篇章未愜人意，而取材廣泛，仍不失為有影響的唐詩選本;擇存中晚唐人詩作居多，亦足以窺見有宋一代的趣尚。

宋人在唐詩研究方面的業績，還表現于詩話的制作。詩話之為體，集紀事與品評于一身，可用于嚴肅的考據和理論探討，亦可雜記逸聞瑣語，以資談笑，加以采取分條札錄，長短咸宜，靈活機動，無施不可，所以在宋以后得到了普遍的應用，成為古代詩歌評論的常見形式。宋人于序跋、書信、論詩詩等傳統批評式樣外，有了詩話這樣一種專門用于談詩說世的文字工具，在詩歌研究上自然得力甚多。宋代詩學特別發達，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條件。當然，由于北宋的詩話方從筆記體裁脫胎而出，述事的成分大于品評(這從匯集北宋人詩話的阮閱《詩話總龜》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里均有明顯反映)，不免限制了它的理論深度。不過其中也不乏精到的評議。如歐陽修《六一詩話》引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諸詩句，以說明詩家能事在于“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道理。范溫《潛溪詩眼》舉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為例，闡釋文章須講求“法度”、“布置”的原則。葉夢得《石林詩話》亦引杜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與晚唐人詩相比較，證明詩語固當“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這些意見都足以發人省悟，亦有助于了解唐詩的藝術。但從唐詩研究的總體要求來看，這時期的詩論也仍然缺少那種戰略性的思考，它們不去著力探討唐詩的性能、價值和內在規律，而滿足于一枝一葉地論述唐人作詩的方法與技巧，尤其注重詩歌用語“出處”的考釋。這跟北宋詩壇上以蘇軾、黃庭堅為正宗的崇才學、尚法度的詩風，顯然是分不開的。

宋室南渡以后，家國之變一時給予士夫文人以巨大的沖激，回蕩于文苑，便是對于“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嚴羽 《滄浪詩話·詩辨》)的江西詩派的反撥。人們迫切希望擺脫原有的程式，打開新的創作路子，于是唐詩被作為一種與“本朝人詩”相對立的傳統提了出來，重新加以認識和學習。這時候再談論唐人詩，已不僅著眼于它的煉字造句、用事作意，而更欲深入究明其根本，找出唐詩之為唐詩的精神所在。因而，唐詩研究也就正式上升到了理論概括的階段。

在這方面首開風氣的，當推南宋初年的張戒。他在《歲寒堂詩話》中將歷來的詩歌分成五等，指出：“國朝諸人詩為一等，唐人詩為一等，六朝詩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風、騷為一等。學者須以此參究，盈科而后進可也?！庇终f：“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K、黃習氣凈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凈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凈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張戒推崇李、杜詩，主要是從儒家“詩言志”的觀點上立論的，雖也多少觸及唐詩講“興寄”的要求，還不能算是確切地把握住了唐詩的美學特點;他把唐人“聲律”當作一種不良的習氣，主張去除凈盡，也顯示出保守、復古的思想立場。但他明確地劃分了唐詩與宋詩的界限，認定唐人詩自為一等，有著和其他時代、其他品類詩歌不同的質性，就能促使人們去認真探求唐詩的獨特范疇。進而揭示唐詩的真面目。

自張戒發難之后，公開批評宋詩流弊、轉趨唐人的傾向，便日益滋長起來。如楊萬里稱賞晚唐詩的“詩味”與精工(見《頤庵詩稿序》、《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諸篇)，陸游譏刺江西詩的 “琢雕”和 “奇險”(其《讀近人詩》中有“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之語)，朱熹辨析蘇、黃與唐人詩的異同(見《清邃閣論詩》各則)，葉適為“永嘉四靈”的復倡唐音作鼓吹(參看《水心文集》中的《徐斯遠文集序》、《徐道暉墓志銘》等)，下而及于姜夔、戴復古、劉克莊、趙汝回諸人，都發表過類似的言論。不過這些人中間的大多數，或則一味傾心晚唐，或則更擬超軼唐代而上追漢魏，并沒有把目標集中于唐詩整體及其核心——盛唐詩歌上，自難免使他們探究唐詩的眼光受到局束。能夠打破這種種拘限，真正將唐詩的傳統予以發揚光大的，不能不數到 《滄浪詩話》 的作者嚴羽。

嚴羽論詩，以師法盛唐為主旨，由此出發，述及有關唐詩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首先，他將漢魏以至唐宋間的詩歌區別為四個類型，從相互比較中闡明了唐詩的特質?！稖胬嗽娫挕ぴ娫u》中說：“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彼选吧幸馀d”作為唐詩的本質特征，指示人們從詩中去追索、領略那種“透徹玲瓏，不可湊泊”、“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學境界，雖然偏于就詩歌藝術著眼，倒確實抓住了唐詩美學品格的一個主要方面，從而鮮明地樹立起唐詩之為唐詩的基本觀念。這在唐詩研究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其次，嚴羽對唐詩本身的流衍變化作了全面的考察，初步劃分出唐初、盛唐、大歷、元和、晚唐五種體式，實即唐詩演進的五個階段。這比司空圖原先的概述要明確得多了，不僅可以看作唐詩分期的肇始，也直接成為后來長期沿用的“四唐說”的先導。在五種體式之中，嚴羽特別推崇的是盛唐詩(尤以李白、杜甫為宗主)，他認為這一時期的詩作，最能體現他的“唯在興趣”的美學理想，也最能代表古典詩歌的藝術成就。他把“盛唐”與“漢魏”并列為值得人們效法的“第一義”的詩歌，而細究其用心，宗趣似仍側重在盛唐一邊?！对姳妗芬徽略跉v敘詩歌源流高下之后，得出“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的結論，就透露了他的這一意向。另據清人朱霞所撰《嚴羽傳》的記載，嚴羽“論詩推盛唐，謂后之過高者多法漢魏，而蔑視盛唐，不知詩之眾體至唐始備，唐之不能為漢魏，猶漢魏之不能為唐也。因言古制有可以行之三代，而不可行于后世者，非三代之制不善也，時不同也，詩亦若是已耳”。雖沒有明顯貶抑漢魏，而承認唐詩較之漢魏有所進化，至盛唐達到詩歌發展史上的高峰，意思是很清楚的。這種宗盛唐或宗唐的論調，又構成了后世唐詩學的主導傾向?？傊?，《滄浪詩話》對唐詩的特點、分期、歷史地位等若干重大問題作出了明確的總結和歸納 (更不用說其中多有對具體詩人的藝術風格的精到評析)，初步形成了一種理論學說。面對這一學說，我們可以斷言，唐詩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唐詩學，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和探索，終于獲得了誕生，而嚴羽便成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人。

當然，嚴羽的理論也不是沒有缺陷的，偏重藝術和趨向復古是其兩大要害。我們以前說過，唐詩作為一種多要素的復合體，風骨、興寄、聲律、文辭、興象、韻味諸成分的統一，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嚴羽卻把“尚意興”或“唯在興趣”說成是唐詩或盛唐詩歌的根本特點，片面強調和突出那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藝術境界，甚至夸張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一味妙悟而已”的程度，這就把唐詩的質性引向了虛幻空靈，造成詩歌審美意境與時代生活、詩人懷抱、題材內容、語言技巧諸方面的脫節。后來的唐詩學研究盡管在體制、聲律、文辭的講求上有所彌補和精進，而大多存在著就藝術談藝術的偏頗，跟唐人原本注重風骨與興寄的精神有了距離，嚴羽是不能辭其咎的。另外，嚴羽的文學發展觀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弱點。他固然在一定的范圍內認可詩歌現象的與時俱變，但同時又為這一歷史的進化設置了極限，盛唐高峰就成了仰望難及、不可逾越的障礙。在他看來，詩歌的演進于盛唐進入盡善盡美的境地，以后再要有所變異，只能是逐步退化，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他要大聲疾呼地抨擊時下風氣，給詩歌創作指出回歸盛唐的“向上一路”，這便是他的詩學理論的全部歸結點。這樣一來，歷史的總結便又轉化為偶像的膜拜，復古思潮籠罩了古典唐詩學的整個行程，嚴羽也應該是始作俑者。因此，無論就理論工作的建樹或缺失而言，嚴羽所處的南宋時期，在唐詩學發展史上均占有關鍵性的位置，它奠定了這門學科日后行進的路線。

還需提及的是，南宋時期唐詩研究的成果，并不限于理論上的概括。有關唐人別集的輯補、?？?、編年、箋注等工作，在這期間有了更大的進展，尤其是對杜甫、韓愈兩家集子下的工夫最多，一時號稱“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南宋也出現了好幾種大型詩歌總集，如趙孟奎輯《分門纂類唐歌詩》一百卷(今存十一卷)，收一千三百五十三家詩四萬零七百五十一首，錄詩數量已接近后來的《全唐詩》;郭茂倩《樂府詩集》匯編上古至唐末五代樂府歌詞和謠詞，其中半數以上為唐人樂府詩;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輯錄有唐一代絕句近萬首，雖不免誤收重出，仍不失集大成的意義。選本方面，趙師秀的《眾妙集》、《二妙集》多收王維、孟浩然、劉長卿、“大歷十才子”以至賈島、姚合一派的詩歌，意象狹小，反映著“永嘉四靈”的藝術趣味;方回《瀛奎律髓》在“一祖三宗”的旗號下通選唐宋兩代律詩，以生澀瘦硬為勝境，昭示了江西詩學的門徑;而周弼《三體詩法》于五律、七律、七絕三種體裁中，大講虛實起結的法式，則又體現了晚宋詩家習尚近體、講求法度的共同風氣。此外，計有功撰《唐詩紀事》，載錄一千一百五十位詩人的作品及有關事跡與品評，可謂現存最早的一部唐詩研究專著，也是本時期的重要收獲之一。

再來看與南宋相對峙的金朝，詩學發達狀況稍遜，而亦有自己的特色。大體說來，南宋詩壇多承受黃庭堅的余緒，江西詩派的勢力一直延續到宋末未曾消歇，而金代詩論家如趙秉文、王若虛、元好問等，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蘇軾的影響，注重“自得”與“天成”，尤不滿于江西詩派的刻削求工。所以宋人多蘇、黃并稱，而金人常崇蘇抑黃;宋人喜將杜甫等唐代名家說成江西詩派的前驅，金人則強調指出兩者的差異。就唐宋詩之間的關系來看，尊唐貶宋仍是金代詩論的主要傾向。然而，由于金人深受蘇軾詩風的影響，他們在推崇唐代詩歌時，并不像嚴羽那樣一味宗尚盛唐或“永嘉四靈”的徑趨晚唐，卻是對于韓愈、白居易之類中唐詩人頗致好評。王若虛《滹南詩話》談到：“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拈斷吟須、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壁w秉文《答李天英書》則云：“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后古今之變盡矣?！睂㈨n、白等人的詩歌藝術提到這樣的高度，與南宋詩壇上發揚唐風的言論，顯然是不同調的，它構成了唐詩學內部宗盛唐主流派以外的另一種傾向，為晚明以至清代宗宋派唐詩學的出現作了準備。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選本《唐詩鼓吹》，雖也多選中晚唐人律詩，而“大抵遒健宏敞，無宋末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三《唐詩鼓吹》提要)，正可以看作金代詩學的結晶。

延及元代，詩運不振。元人詩風近晚唐，持論則或高標盛唐，而究其實質，往往拾嚴羽等人之唾余，無多發明。至于流行一時的 《詩法家數》、《木天禁語》、《詩學禁臠》一類詩話著作，又大談詩格、詩法，瑣屑凡庸，仍是晚唐五代人的習氣。不過元朝在唐詩研究方面卻產生了兩部值得注意的專書，一是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再一是楊士弘的《唐音》。前者敘寫了二百七十八位唐詩人的傳略 (附帶述及的另有一百二十人)，并結合詩歌創作的品評和詩歌流變的論述，內容相當豐富，不僅匯集了許多寶貴的傳記、文學資料(當然也有采自傳聞的蕪雜不經之談)，甚且可以看作整個唐代詩歌史的雛形。后者選錄了一百七十九位詩人的一千三百四十一首詩作，標以“始音”、“正音”、“遺響”的名目和初、盛、中、晚的分期，實際上是把嚴羽的理論觀點初步應用于選詩，成為唐詩“選學”上第一個以盛唐為宗主的選本。這兩部專著的出現，盡管在當時屬于“空谷足音”，卻表明唐詩的研究正在向縱深發展，唐詩學的高潮即將 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