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學·《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始修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在這以前，司馬光已編寫《歷年圖》，將戰國至五代期間的歷史編成年表，又于治平元年修編《通志》，將戰國至秦一段的8卷進呈英宗，這是《通鑒》最早的樣本。英宗閱后，命他繼續完成，并開置書局資助。當初該書稱為《論次歷代君臣事跡》，次年初神宗即位，賜名《資治通鑒》。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謂云：“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這個記敘大致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此時司馬光擔任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王安石施行新法之后，司馬光便離開朝廷，先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后判西京御史臺、提舉嵩山崇福宮，居住洛陽長達15年之久，在這期間，他主要從事《通鑒》一書的編撰修訂。至元豐七年(1084)，《通鑒》正式修成，前后持續19年，這也正是司馬光學問成熟的高峰之期。

司馬光之修《通鑒》，其目的十分明確：“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就是將歷史上的善惡及君人之道匯集一起，供執政者參考借鑒，神宗賜名《資治通鑒》亦屬此意。這種做法，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相傳孔子編訂《春秋》，就是以此褒貶時政，影響當時政治的發展走向。胡三省在上引《序》文中所說：“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鑒》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鑒》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后也。”司馬光繼承了這個傳統，用他編寫的巨著，告訴人君接受歷史的經驗，吸取歷史的教訓，其用意不可謂不深刻。歷史為現實服務，這是司馬光寫作的動機和意圖。

關于《通鑒》的編撰，除司馬光之外，尚有劉恕、劉攽、范祖禹及司馬康等人。他們都是以助手的身份協助司馬光撰修這部巨帙的。劉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35歲時參與《通鑒》修撰工作;其人博聞強記，精專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得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巨微之事，如指諸掌。”(《宋史·劉恕傳》)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今江西新喻)人，與兄同登科第，任州縣官20年之久，后為國子監直講、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外出，《宋史》卷三一九本傳說他“博記能文章”，專長漢史，是《后漢書》專家。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幼孤，其叔祖范鎮撫育如己子。登進士甲科，“智識明敏，好學能文”(《司馬溫公文集》卷四五《薦范祖禹狀》)，著有《唐鑒》一書。司馬康系司馬光之子，他參與《通鑒》編纂一書的文字檢審，時年只有17歲。這幾位助手的分工，胡三省認為劉攽負責漢代的撰寫，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范祖禹以唐朝為主。但清人全祖望根據司馬光寫給范祖禹一信，認為劉攽實際撰寫兩漢至南北朝，范祖禹負責唐朝，劉恕則單獨編著五代部分，并據此反對胡三省之說。(全祖望：《通鑒分修諸子考》)經今人辨證，大體上認為胡說為確，全祖望之說基本上是司馬光早期收集資料、撰寫長編階段的想法。

《通鑒》一書編纂的程序，基本上經過作叢目、修長編、刪改定稿三個階段。倘若將所有環節一并計入，則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該書上下斷限問題。《通鑒》的上限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是因為是年周天子任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標志著周王朝的衰落。從前引胡三省《序》而言，司馬光修《通鑒》，本意實是承續《春秋左傳》。其下限選定在后周顯德六年(959)，止于五代，從他早期編寫的《歷年圖》來看，其斷限即是如此，可知司馬光不想涉入北宋史事。今人柴德賡認為宋朝是司馬光生活的朝代，有許多牽涉到皇家是非曲直的關鍵問題無從定斷或妄下結語，所以止于五代之末。好在司馬光有《涑水記聞》專述當代史事，算是補救《通鑒》缺宋史之憾(柴德賡：《關于〈資治通鑒〉》，載《中國史學史論集》〈二〉)。

第二，收集資料，分析排比。這一階段重點是做長編工作。其程序，先是將各種文獻按照年月日的順序排列，編成叢目;再對史料進行選擇和整理，從文字上加工潤色，遇到相互抵觸或矛盾歧異之處，便考訂說明，最后匯為長編。前面所云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所做的工作，即屬于這一類。長編撰寫的份量相當大，據說僅唐朝一代就有六百多卷，司馬光死后，洛陽尚有兩間屋子殘稿，多半都是長編底本。

第三，刪削長編，加工定稿。這實際上是對史料選擇與取舍問題。其主要工作由司馬光一人獨力承擔。劉恕之子劉羲仲在《通鑒問疑》中說：“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這說明司馬光對劉恕、劉攽和范祖禹所編的資料系列還要進行一番精心的加工考訂，刪繁就簡，修改整治，考其異同。其工作量之大，僅從上面所記唐代六百多卷便可得知。據他在給友人宋次道的信中透露的信息，他到洛陽后已歷八載，專心修書，每3日刪整1卷長編，至今已完成唐代部分二百余卷，僅到中期大歷末年，須經3年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更廢時日。

由于《通鑒》是為皇帝執政提供幫助的，故歷朝政治史就構成了全書的中心內容。司馬光極力褒揚那種對國家和君主忠孝不貳的人物或事件;而對于丑惡腐敗的人或事，他也無情地予以揭露，借以提醒執政者吸取教訓。在政治史中，軍事和戰爭方面的記載又占有大量篇幅。戰爭是政治的集中表現，《春秋》所記國之大事乃在戎與祀，戰爭在古代社會的政治運籌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司馬光之寫戰爭，既是秉承史學修纂的傳統，也是對歷史記敘的實際反映。《通鑒》一書貫穿歷朝歷代，故涉及的戰爭種類有涉外征戰，也有內部紛爭;有與外族兵戎相見，也有政權內部互擾;還有相當多的篇幅描寫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通鑒》在這方面敘述得十分詳細，文筆生動。交戰之前雙方的軍力布置、作戰計劃乃至激戰過程、勝敗影響等等，都盡可能詳盡地交待清楚。此外，對于有關國計民生的經濟內容，《通鑒》也撥出部分篇幅給予記載。但是與政治軍事相比則要少得多，南宋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所整理的239件大事，與經濟有關的只是2件，可見《通鑒》記述經濟的內容并不完整，一般附于政治之下，且分散不一。對于文學、思想、宗教、藝術及社會民俗等方面，限于體例，選入的甚為少見。

第四，《通鑒》附具《考異》。《考異》計三十卷，這是司馬光做學問高出別人的地方。《通鑒》包括的時代達千年以上，所遇問題層出不窮，在處理文獻資料記載問題上，經常出現同事異說、異事同說、一事諸說以及各種史料紛歧不一的記載，尤其是魏晉以后，一件事情記載的情況甚至截然相反，矛盾牴牾。對于這些問題，司馬光采取慎重態度，不輕易妄下定斷，或盲從任何一說，他經過勘別研究，選擇比較可信者入選《通鑒》，而對于其他諸說，則不象時人慣常的棄置不理，將它們逐一收集，排列而成，另撰《通鑒考異》，以備諸說。其態度之嚴謹、處事之縝密，于此可見一斑，司馬光之成史學大家，工作認真負責應視為其成功之秘訣之一。《考異》對于后世研究《通鑒》及其所涵蓋的先朝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古代史籍多已湮沒散佚，《考異》或存一二，雖無完本，但亦可略補佚失缺憾，尤于今日學術研究，意義更加顯著。應該說這是司馬光對中國史學的一個貢獻。

第五，《通鑒》編排的目錄。《通鑒目錄》與《通鑒考異》構成姊妹篇，為閱讀《通鑒》所不可或缺者，其關系至密，自不待言。司馬光在《通鑒目錄自序》中說：“編年之書，雜記眾國之事，參差不齊，今仿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于下方。又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而詳，太煩則義理汨沒而難知，今撮新書精要之語散于其間，以為目錄云。”《通鑒》篇幅浩巨，時跨久遠，加之編年體史書固有的缺陷，都足以促使司馬光必須另行編定一部《目錄》。他將紀年、朔閏、天象節氣以及歷朝帝王廟號、名諱、年號、年月等項內容按照先后時代的順序有機地排列一體，構成一部星歷帝紀綜合編年表，同時又用它去整齊諸國之事，以年為經，以國為緯，統一時代。它還有一個更突出的為紀傳和編年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即可避開分裂時代各國自為正朔的嫌疑。在《通鑒》中，他采用一朝年號，附以其他相應年號，所選取年號，目的是“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紀事爾，亦非有所取舍抑揚也。”(《司馬溫公文集》卷六一《答郭純長官書》)《通鑒目錄》所采用的年表體例，在一定程度上將司馬光不辨正閏的思想付諸實踐，盡管如此，后人特別是南宋人仍舊批評他將三國時代采用曹魏年號而置南方蜀漢于不顧，批評者所處的位置偏居江南，這與他們各自的環境及心境具有密切關系，雖可以理解，但并不客觀，也欠公允。司馬光比較合理地解決了《目錄》與《通鑒》正文互相配合的問題，他在年表下標出了每段史事所見的卷次，以之與事要、紀年相配合，這種方法突破了目錄的功能范圍，有學者贊譽他開創了史書主題索引法。《通鑒目錄》系單獨成書，三十卷，篇幅為正文的六分之一，不失為一部簡明扼要的政治通史著作。

第六，《通鑒》備載史評和史論。這是《資治通鑒》一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中置論或就某些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自古已有，例如《左傳》有所謂的“君子曰”，《史記》有“太史公曰”，《后漢書》有“論曰”等等。《通鑒》的史論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司馬光自己所發的議論，一般貫以“臣光曰”三字;另一類是他人所議又被司馬光引用移植者。后人對《通鑒》一書出現的評論具體數目統計各有不同，清人伍耀光《司馬溫公通鑒論》統計總數為181篇;柴德賡統計為186篇，其中“臣光曰”102篇，前人論評84篇;陳光崇統計成213篇，其中“臣光曰”116篇，前人論97篇。據宋衍申較新的統計，則總數為218篇，“臣光曰”為119篇，前人論99篇，一項史事下有兩“論”者計11處，兩“論”之中有一“臣光曰”者6處，這樣在全書中就共有206項史事下附有史論(宋衍申：《〈資治通鑒〉究竟附有多少“史論”?》，載《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議論的多為有關治亂之機，即所謂為君之道、事君之道，積極為當朝的政治服務。其思想體系、對人物事件的評價，都貫穿了作者編書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觀點，“臣光曰”構成了《通鑒》的重要組成部分。司馬光所評論的，大都是比較重要或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同時對書中記載又兼具總結意義。在史論中，司馬光頗重視規諫和告誡，強調君明臣直，知人善任，信賞必罰。“臣光曰”及其它評論，對當時政權及國家盛衰、生民休戚的經驗總結，有許多不乏真知灼見，具有積極意義;然而也有不少保守消極的思想甚至毒素，今人在閱讀時應予以充分注意，并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去進行分析辨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