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學·富國學的醞釀——殷商至戰國初年·古代文獻中的重農裕民觀念

雖則富國學作為一種較為系統的學說思想晚至戰國中后期才出現，但構成富國學的若干重要觀念和重農、富民、對農商關系的認識等，則在歷史上早就有了，這些思想觀念乃是富國學的思想淵源。

在甲骨卜辭中有許多“受年”“受黍”“黍年”的占卜與“觀黍”“省田”的記載。《尚書》也有“播時百谷” (《舜典》)，“稷降播種，農殖嘉谷” ( 《呂刑》) 的說法。《詩經》 上則有 “率時農夫，播厥百谷”和“自古有年”的詩句。周公告誡統治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尚書·無逸》)。《尚書·洪范》農用八政中頭兩項即是“一曰食，二曰貨”，表明了對糧食生產和布帛貨幣供應在治國安民中的重要性的認識。這些都是殷周時期重視農業生產的史實，也是經濟思想上最早的重農觀念。這一時期重農觀念較完整的一段資料是西周末年虢文公對周宣王的一段諫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國語·周語上》)與這種重農觀念相聯系，人們對天時、土地、勞動等要素在農事活動中的作用也有了認識和初步的分析。時間因素是農業生產活動中最重要的因素。農時受到人們普遍的重視。《易經》上有“時大矣哉!”《尚書》有“敬授民時”和“食哉惟時”的觀點。到春秋時發展為“無奪農時”這一明確的口號。《左傳》有“時用民，欲無犯時”(成公十八年)的說法。管仲進一步將這一口號與富民聯系起來，說“無奪農時則百姓富”(《國語·齊語》)。另一個要素是土地。人們對土地的重要性和土地的美惡同農業收獲量的關系已有深刻理解：“土爰稼穡”(《尚書·洪范》);土地的分配則應“以地之媺惡為之等”(《周禮·司徒》)。人們對于不同的土壤性質適合于不同作物生長的規律已有認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周禮·大司徒》)并總結出“相其宜而為之種”這一重要經驗。對勞動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也有了初步認識：“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尚書·盤庚上》)，“力畋爾田”(《多方》)。《左傳》說“其庶人力于農穡”(襄公九年)。對于生產工具的作用也注意到了，《周禮》有“以時器勸甿”的說法，《周易·系辭下》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們已懂得施肥，而且認識到不同的土壤須施不同肥料，即所謂 “糞種” ( 《周禮·司徒》)。

當時重農但并不輕工商。人們認識到商品交易的作用是使人“各得其所”(《系辭下》)。“懋遷有無化居，丞民乃料(安定)”(《尚書·益稷》)。西周時為了鼓勵商業發展，還規定商旅“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的優惠政策(《逸周書·大聚》)。主張使農虞工商全面發展，各自發揮作用：“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周禮·冢宰》)。直至春秋時期這一農工商并重的傳統仍未改變：“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利器明德，以厚民生” ( 《左傳》)。

西周統治者鑒于牧野之戰中“紂卒易鄉”(《荀子·儒效》)而殷亡的教訓，深感“民情大可見”(《尚書·康誥》)產生了裕民保民的思想：“乃由裕民”(《康誥》)，“惠于萬民”(《大克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大禹謨》)。人們已將輕征同裕民聯系在一起： “輕其征賦，裕其眾庶 (《國語·吳語》)，《周禮》還提出了“安富”的思想：“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大司徒》)發展生產的目的在于富民養民，成為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寶貴傳統。當然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民本身，而是從維護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這些觀念后來大部分被納入富國學的思想體系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