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制·書院興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北宋書院的沉寂及其原因

一般學者普遍認為，宋初書院一度興盛，并建立了一批著名書院，但不久便相繼衰落，處于沉寂狀態(tài)。連著名的白鹿洞書院也屢遭廢棄，皇祐(1049—1054)以后變成一片廢墟，“鞠為茂草”。早在太平興國七年(982)，洞主明起離去，星子縣劃歸南康軍管轄，《容齋隨筆》、《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均稱：“白鹿洞由是漸廢。”咸平中雖曾得以重修，“其后淪壞日久，莽為丘墟”。王袆在《游鹿洞記》中稱：“書院至崇寧(1102—1107) 末乃盡廢。”

王袆“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的論斷，后人有不同的解釋，多數(shù)人認為此說反映了北宋書院長期沉寂，不少書院連遭廢毀的實際。也有人認為此說只就白鹿洞書院而言，不能說明北宋書院的整體面貌，因為一個書院的興廢原因錯綜復雜，且偶然因素很多，無法以偏概全。

王袆的論斷確實是就白鹿洞書院的興廢而發(fā)的，但又不能不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書院長期沉寂的基本狀況。

宋代書院的數(shù)量由于統(tǒng)計的口徑和依據(jù)的材料不盡相同，因此，說法不一。有人統(tǒng)計，宋代共建書院173所，其中，北宋僅37所，占21.39%; 南宋有136所，占78.61%。有人統(tǒng)計，宋代共有書院397所，北宋約占22%，南宋約占78%。有人統(tǒng)計，宋代書院229所，北宋占20%左右，南宋占80%左右。還有人統(tǒng)計，宋代新建書院124所，北宋占24.19%，南宋卻占75.81% (統(tǒng)計數(shù)字分別參見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班書閣《書院興廢考》、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等)。具體數(shù)量雖有較大出入，但北宋書院與南宋書院之比大體上是2：8，卻是十分接近的結論，也是基本符合實際的。考慮到北宋書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五代末和北宋初二、三十年間創(chuàng)建的。而南宋王朝又已偏安東南一隅，所建書院數(shù)量卻遠遠超過北宋。也可反證北宋百余年間書院確呈沉寂狀態(tài)。

斷言北宋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未免言過其實。但稱北宋書院未呈沉寂之態(tài)也與事實相違。沉寂不等于盡廢，只是說明由興變衰的基本趨勢。這是歷代學者的共識，應該是有充分事實根據(jù)的。

歷代學者對北宋書院沉寂的原因作過多方面的探討。陳元暉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和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三卷)綜合各家之言，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分析，指出：北宋書院沉寂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在繼續(xù)提倡科舉取士的同時，將興辦教育的重點轉向發(fā)展官學，抑制了書院的發(fā)展。北宋連續(xù)三次大規(guī)模的興學運動〔范仲淹慶歷四年(1044)興學、王安石熙寧—元豐(1068—1085)興學、蔡京崇寧(1102—1107)興學〕重點都是興辦官學，并且規(guī)定士子須在官學三百日方得應舉。這樣，讀書士子只有通過官學才能得到仕進之路，自然對常守山林潛心讀書的書院教育無心問津了。同時，興辦官學吸收一批名師巨儒任教，提高了官學的吸引力，書院也漸被冷落。更重要的是，北宋興學是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勉強維持的。朝廷維持經費已感困難，更無力資助書院了。許多書院因年久失修，毀廢荒圮者屢見不鮮，原有書院已難以為繼，新建者更是望而卻步了。據(jù)查，北宋于慶歷(1041—1048)后幾乎未見給書院賜書賜田的記錄。

北宋書院的沉寂和當時學術思想發(fā)展的狀況也有密切關系。北宋時期，面臨著學術思想大變動的時期，具有時代特征的理學正處在奠基階段，尚未達到成熟程度，學派的獨立學術思想體系僅有初步框架，著名學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個人潛心探究，還不具備廣收門徒、全力傳播的條件，以書院為基地研究和傳播學術思想的緊迫感尚不明顯，書院的特點也未得到充分地發(fā)揮和展現(xiàn)，也就難以造成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近來也有學者對“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之說提出質疑，并認為北宋三次興學運動并未影響書院發(fā)展，慶歷之后，書院仍有興建和修復，而且某些書院的毀廢與興學運動并無直接聯(lián)系，并舉出江西省書院，特別是白鹿洞書院為例，加以辯證(參見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

客觀地說，稱“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顯然過于武斷，但北宋書院在宋初一度興盛之后，又陷于較長時期的沉寂，卻是有事實根據(j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