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向漢學的回歸·準備時期

清初的學人，真正對《春秋》學作出貢獻的是顧炎武。這位杰出的學者著作等身，思想恢弘而深刻，自己明白表示為學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他摧崇啖助、朱熹，反對王陽明的空談心性。在《日知錄》卷四中，他考證了《春秋》經傳的有關問題，明確提出《春秋》是魯國國史，《左傳》為采列國之史而作，而成書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對孔子與《春秋》，他認為孔子不過是對魯國國史做了筆削工作，經文中的矛盾疏漏是魯史原有的闕文，孔子不能負責。《左傳杜解補正》是以考據學為基礎的第一部規杜之作，取證廣泛，兼收并蓄，掃除今文古文、漢學宋學的門戶，書中不僅引用了前人的注釋成就，還旁及事史群集，金石資料，為清代的考據學開拓了途徑，做出了示范。

繼顧氏之后的毛奇齡，淹貫群書而喜歡辯駁。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已為學林公認的定讞，毛氏卻寫了《古文尚書冤詞》，但由于作偽的鐵證如山，毛氏的辯護詞就顯得強辭奪理。他撰有《春秋屬辭比事紀》、《春秋傳》和《春秋簡書刊誤》。其《比事紀》和《傳》按古代禮制把經傳內容分門別類，指導思想上則和顧氏一樣反對胡傳，但是用語尖刻，在態度上遠不如顧氏心平氣和，頗失學者風度，這也是他一貫的毛病。

《春秋》學發展到清初，單純的義理闡發已經沒有多少余地，學者乃沿著杜預《釋例》中開創的專門性研究繼續深入。概括來看，有： 1.對于禮制的研究，以惠士奇的《春秋說》為代表。此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四庫提要》)。上述毛奇齡的著作也屬于這一類。2.對于史事的研究。實際上是改《左傳》的編年體為紀事本末體，以馬骕的《左傳事緯》和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為代表。《事緯》分一百零八篇，分隸經傳之文，而且獨創《左氏》的義例高于《公》、《榖》之論。此書的精粹在于《前集》八卷，其中的《左傳圖說》，包括《帝派圖》、《世系圖》、《列國年表》、《晉楚職官表》等，內容豐富，眉目清楚，考證精詳，無愧于“馬三代”的雅號(即夏、商、周三代史學專家之意)。《紀事本末》雖標名“左傳”，實則廣采《公》、《榖》、《國語》、《史記》等書，作為“補逸”、“考異”、“辯誤”、“考正”、“發明”等，作為正文的按語穿插其間。3.對地理的研究。高士奇除了《左傳紀事本末》以外，《春秋地名考略》也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書。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實》，以考據家嚴謹的學風治地理，博擇而精審，每一地都注明在清代當時的位置。清代有關《春秋》地理之學，此書可以作為代表。清中葉沈欽韓的《春秋左氏地名補注》，后于江氏之書100年，材料更為豐富，可能是《左傳補注》的副產品。4.對歷法的研究。《春秋》經傳中的歷法，三正雜用，十分混亂。杜預《春秋釋例》中的《春秋長歷》，由于受到時代科學水平的限制，推算不精，頗多錯誤。清人對古代歷法的研究遠比杜預深入，這方面的專著也很有質量，如陳厚耀的 《春秋長歷》、成蓉鏡的 《春秋日南至 (冬至)譜》、羅士琳的《春秋朔閏異同》都是這類著作中的佼佼者。

顧棟高以四十年精力著成的《春秋大事表》，是清代前期對《春秋》專門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五十卷，每卷一表，內容涉及《春秋》經傳中多個門類，從天文地理到人事，幾乎無所不包。這種以《史》、《漢》中書表體例研究《春秋》經傳的方法始于宋人，但顧氏的做法要比宋人謹嚴精細。他接受了宋人學風中通達的一面，而又去絕浮言，專注于史料的排比歸納，加上卓絕的史識，遂使此書成為清代前期 《春秋》學的一個很好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