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孔孟荀)·宋明新儒學與“先秦儒學”研究

宋明新儒學或一般所稱的“宋明理學”從十一世紀到十七世紀，歷時七百年之久。宋明理學討論的，主要是以“性與天道”為中心的哲學問題，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學、宗教等方面的問題。性與天道，是孔門大弟子子貢所不可得而聞的高深的哲學。事實上，孔孟及先秦儒家對宇宙論、本體論講得很少，宋明理學就對他們所提倡的仁、義、孝、悌等倫理思想提出本體論的證明，從而創造出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宋明理學是在經學、佛學、道教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它吸收了佛學和道教思想，但中心思想仍然是孔子、孟子的學說。

理學家主要通過注釋儒家經典，闡述理學思想。他們著重研究的有《易》、《春秋》、《詩》、《禮》，當然儒家經典中闡釋最多的，則為《四書》，這是宋明理學的“先秦儒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自二程提倡《四書》，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之后，《四書》的地位高過《五經》，《四書》類的著作，汗牛充棟。

理學家注釋儒家經典，把它納入理學軌轍。他們的辦法是用理學觀點進行注釋，用理學家的言論思想進行注釋。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是這樣做的。例如《論語集注》，除朱熹自己的注解之外，所引別人的注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論。開卷第一篇《學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處，引尹氏六處，謝氏三處，游氏三處，楊氏一處，胡氏、洪氏、吳氏、范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第二篇《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處，范氏五處，胡氏四處，其他周氏、呂氏、謝氏、陸氏、馬氏各一處，張敬夫一處。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處，引謝氏六處，楊氏、尹氏各五處，范氏四處，游氏、李氏、吳氏、黃氏、呂氏各一處，趙伯循一處。根據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統計，可以得出如下認識：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門大弟子尹焞、謝良佐、游酢、楊時也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乙、主要引理學家對《論語》的解釋和發揮，極少引宋以前的注家。丙、主要是發揮義理，不多在名物訓詁上用工夫。這就清楚表明，朱熹注《論語》，乃是以理學家的言論思想，特別是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言論思想來解釋《論語》。這樣做的結果，就把《論語》納入了程、朱理學的軌轍，完全代替了漢、魏以來對《論語》的解釋。這是一個極可注意的特點。朱熹注《論語》，重在義理，不重訓詁，拋開了漢儒注經的傳統，這雖是宋儒解經的一般學風，但是朱熹走得更遠。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點。除《四書集注》外，朱熹還輯有《論孟精義》一書，其中 《論語》20卷，《孟子》 14卷，朱熹認為《論語》、《孟子》為儒家重要經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自序)。所以在著成《四書集注》、《或問》后，又取二程、張載以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分條附列 《論》、《孟》之后，名之為 《論孟精義》，旨在發明程子學說。他說：“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傳有繼，其于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后學可謂至矣。”(自序)又引程子的話發明《論語》、《孟子》在義理之學中的地位：“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本書雖不及《四書集注》、《或問》精要，但朱熹自視甚重。圍繞朱熹的《四書》研究，宋代又有真德秀和金履祥撰輯《四書集編》和《論語孟子集注考證》。真德秀早年從游于朱熹弟子詹體仁，對朱熹推崇備至，謂“巍巍紫陽，百代宗師”。德秀的《四書集編》博采朱熹之說，條列而分附于四書各章之后，以發明四書之意。間或附以自己心得創見以折衷訛異。自謂 “ 《大學》、《中庸》之書，至于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己見。學者倘能潛心焉，則有余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后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朱熹《四書集注》以發明義理為主，而于事跡典故大多疏略;又立言簡奧，辭約意廣，學者往往不能領其精義。金履祥所撰《論語孟子集注考證》，實即《四書集注》中《論語》、《孟子》兩書集注之疏，因宋趙順孫已撰《四書纂疏》，故不名疏。考證仿《經典釋文》之例，摘取經注及序說中的疑難字句，作考證疏釋。對朱注的闡釋，或揭明其出處;或引他人之說以證之。至于未定之說，折衷歸一;不當之處，為之疏證; 精妙之義，發微演繹; 名物典故，考證尤多。

張栻是南宋與朱熹齊名的理學家，對先秦儒學有精深的研究，撰有《癸巳論語解》和 《癸巳孟子說》。張栻十分推尊《論語》，認為《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應當終身盡心習行。他說：“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論語解自序》)所以張栻解《論語》不注重辭語訓釋，而意在發明知行本意，分章串解，以闡釋義理為主。張栻與朱熹是好友，二人研討《論語》，往復辯難，商訂此書。《論語解》采納朱熹部分意見，朱熹作《論語集注》，亦有采擇張栻之說者。《孟子說》與《論語解》是姊妹篇，集中反映張栻的理學思想，主旨以二程性理之學為依歸，分章串解義理。認為天命是理的本然狀態，性是理在人身上的體現，提出“同體異取”的命題。張栻折服于孟子的性善說和仁政說。

宋代自二程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抬高到和六經相同的地位，理學家無不重視這幾部先秦經典。譬如，張載著有《論語說》、《孟子說》、《橫渠孟子解》，張九成的《孟子傳》、陳淳的《四書性理字義》。當然，宋代的儒學研究并不局限于理學的范圍內，如邢昺的《論語正義》也可謂經典之作。邢昺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奉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改定皇侃舊疏而作新疏。邢疏“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四庫提要》)，又于“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甚詳，故能與何注并傳”，“其薈萃群言，創通大義，正為程朱開其先路矣”(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由于邢疏義理及名物訓詁皆勝于皇疏，故邢疏出而皇疏微。又如孫奭的 《孟子音義》和《孟子疏》。孫奭奉敕校定《孟子》趙岐注，發現唐張鎰的《孟子音義》漏洞百出，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偽謬時有。于是孫奭以趙注為底本，兼采二書音義之善，參考唐陸善經《孟子注》，“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孟子音義序》)。《孟子疏》實為宋儒偽托，疏文膠柱趙岐之說，未能解釋名物制度，亦未能刊正經注之偽舛闕遺，而于趙注之義多所未解，對趙注所引典故亦往往妄說。但偽疏也有疏解精善處。“如公都子回、告子曰章疏云云，形色天性章疏云云，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偽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 (陳澧 《東塾讀書記》)。

自北宋興起的理學，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這種哲學化的儒學，對于維護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漢唐時期的儒學所能比擬。可是，程朱理學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才宣布開禁，到元代才將程朱的經傳、集注列為試子程式，成為官學。至于程朱理學處于獨尊的地位，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則是在明朝建立以后的事。明初開國伊始，劉基、宋濂等一批近臣，與明太祖“論道經邦”，議論“禮樂之制”，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注解為“規矩”。永樂年間，在明成祖朱棣的御臨下，以程朱為標準，匯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詔頒天下，統一思想，是所謂“合眾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三書的頒行，標志著朱熹統治地位的最終確立。所以顧炎武說：“儒臣本旨修《四書》、《五經大全》，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譽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明朝中期，儒學發展的主要內容是王守仁心學的崛起及王學的廣泛傳播。心學在朱熹的時代即有陸九淵開其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間差異之一是“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為主”，王陽明本其“知行合一”之說，堅決否認 “道問學”與“尊德性”可以歧而為二;陽明之后，王學末流虛言“良知”，盡廢學問。心學一系對先秦儒學的研究不為世人所重，也是理所當然。不過劉宗周《論語學案》十卷，卻值得一提。書中多引宋儒以及其師之說以證成己意。宗周講學以慎獨為宗，篤信陽明之學，又能救正其失，對王學末流墮入禪學則深加針砭，反對悟“空”，主張 “孝”、“悌”即為人性之 “良知”、“良能”。本書為宗周之講義記錄，用語體白話直抒胸臆，故“其論不無純駁”(《四庫全書總目》)。劉宗周的思想對其弟子清初樸學大師黃宗羲影響甚深。

總的來說，盡管宋明理學繼漢、唐經學而起，但宋明理學家們從不承認兩者之間的關系，他們宣稱直接繼承堯、舜、周、孔，而鄙薄漢、唐經學，對于先秦儒學的研究，往往像陸九淵那樣毫不韙言“六經注我”的學術風氣，因此，嚴格來說在宋明理學家那兒只有對先秦儒學的發展，而無對先秦儒學的客觀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