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學·司馬光生平及其思想

司馬光其人，《宋史》卷三三六有傳。他是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今人對其出生地點有爭議，詳后)，字君實。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其父司馬池為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年少時喜嗜《左氏春秋》，“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宋史·司馬光傳》)仁宗寶元初年中進士甲科，旋出仕，任奉禮郎、大理評事、國子直講、同知禮院等，后通判并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即位后，他又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司馬光擢升翰林學士，在這期間，他向皇帝上疏論修心之術，即所謂仁、明、武，而治國之要則注重官人、信賞、必罰。《宋史》本傳記其言云：“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宋神宗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同居朝列，但二人的政治觀點則異多于同，經常爭議。后神宗任王安石為相，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變法措施。司馬光對新法不以為然，尤攻擊青苗、助役諸法，旋辭去中央官職，外出知永興軍，“自是絕口不論事”(《宋史·司馬光傳》)，以沉默表示他對變法的不滿。此后，司馬光輾轉洛陽，全力傾注《資治通鑒》一書的編修，神宗亦對他照料有加，書成之后加資政殿學士。司馬光性格固執，但人品甚佳，在朝野聲譽日隆，甚至居洛陽15年間，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均稱以司馬相公。

神宗死，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政。王安石失去靠山，司馬光得到重用，出任宰相。他便將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團教、保馬、市易、青苗法陸續廢除，但就在這年(即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司馬光亦因病逝世，享年68歲。死后被加贈太師、溫國公，歸葬陜州，謚曰文正，賜碑稱“忠清粹德”。

司馬光的哲學思想，因其經歷坎坷而復雜，受到各種影響，因而具有復雜性與矛盾性的特點。他將中國傳統哲學本源的“道”賦予以物質性的概念，指出道中有象，氣象變化，質性散殊，聚而成物。對于天命，他既相信，但又加以淡化，強調人的作用。他深知宣揚“天命”和強調人事對維護統治的作用，無形之間形成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儒家以來固有的傳統。在對待天人關系問題上，司馬光將其解釋為君臣、父子倫常關系，將天人結合為一體，旨在強化人事、強調人君的統轄治理。值得指出的是，司馬光繼承了中國古代思想的優良傳統，堅決反對陰陽迷信，反對鬼神觀念，這些在編撰《資治通鑒》一書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司馬光的政治思想是其哲學思想在實踐活動中的具體表現。就總體而言，他主張政治的穩定和持續，“祖宗之法不可變”，“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司馬溫公文集》卷59《答劉蒙書》)他之反對王安石變法即出此意圖。然而我們也應注意到，他對現實政治并非看成一成不變。他認為王安石變法太過激烈，從長遠看未必有益于整個統治，他需要的是一種漸變，這種變化是在儒家基本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并為其所能容納。所以我們注意到，他一方面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另一方面也在主張“稍變舊制”，“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石林燕語辨》卷一、《司馬溫公文集》卷一三)。可以認為，司馬光的政治思想由多種側面構成，充滿了比較豐富復雜的辯證觀念。司馬光政治思想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最高統治者君主的重視，他主張忠君報國，君主與整個國家是相互聯系的，“國之治亂，盡在人君”(《稽古錄》論序)，他們的賢愚明暗，決定國家的興盛衰敗。他認為人君之患莫大于驕矜自滿、淫奢自恣，主張用賢治國、信賞必罰。這些都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他那個時代的繼承和反映。

在學術研究特別是歷史著作編撰上，司馬光繼承了中國史學求“通”的傳統，強調審慎研究，探求經驗和規律，力求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經驗教訓全面反映出來，古今結合，以古鑒今，其政治意圖和現實目的十分明顯，這直接受制于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念。雖然我們不否認他的歷史觀唯心主義成分居多，但重人理、重人事一直是他的追求，這方面在《通鑒》一書里表現得淋漓盡致。與以往那種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溢美隱諱的史官著述不同，《通鑒》一書十分重視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司馬光在全書開辟多處專門用于評論總結的“史臣曰”，即是闡述他思想和觀點的集中之地。他撰史的主旨是著眼于當代，一部《資治通鑒》就是為君主治理國政提供的工具，撰史扶危救傾，是司馬光學術思想的宗旨，他之能成為著名史學家，蓋緣于此。

如上所述，司馬光的思想與其實踐活動，在中國歷史上屬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的人品表里如一，他的經歷坎坷復雜，但卻頗遵行封建士大夫的行為準則，具有封建道德規范的理想人格，他本人清廉肅正，“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宋史·司馬光傳》)，在當時那種風化敗壞的官場上，他適中地對待榮辱富貴，非一般士僚所能企及，因此頗受時人及后世的贊譽稱頌，被視為官僚士大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