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學·最早在先秦時的《尚書》·《尚書》 篇章的產生與名稱的確立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云：“君舉必書。”這是中國古代統治者的硬性規定。《漢書·藝文志》補充說明：“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雖《禮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把左右二史職掌剛好說得相反，但鄭玄《六藝論》仍說“右史記事，左史記言”。其實這只是反映古代跟在統治者身邊的史官隨時記錄著統治者的“事”和“言”。“事”就是統治者的活動，按年月記下來，就積累成編年大事記;“言”即統治者的講話或文告(當時的誥誓辭命之類)，按篇記下來，就積累成誥誓文告的匯編。前者保存至今的，有《春秋》和《竹書紀年》;后者保存至今的，就是《尚書》和 《逸周書》中的一部分篇章。

當時史官對“君舉”(包括言和事)必須“書”下來，“書”是史官這一記載行動的動詞。結果書下來的成果也稱為“書”，就由動詞變成了名詞。《荀子勸學篇》： “書者，政事之紀也。” 《說文解字序》說：“著于竹帛謂之書。”吳澄《書纂言》解釋說：“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策，曰書。”都明確說古時凡史官所紀錄的東西都叫做“書”，包括編年大事記和誥誓文告等都在內。如 《墨子·明鬼下》多次說“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等，在其后必緊接一句“以若《書》之說觀之”，便明把各國編年史稱為《書》。《左傳·昭二年》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易》與《春秋》一樣也稱《書》，至于先秦文獻中常見的“《書》曰”，確大都是《尚書》或逸《書》篇章。所以凡當時史官所“著于竹帛”形成的典冊，都稱為《書》。此《書》字含有史的記載的意義。

到春秋戰國時，史職發展，史官記載的方面廣了，出現了新的不同的體裁，因而出現了新的名稱。《國語·楚語》記 《春秋》 《詩》 《禮》外，還有《世》 (如 《世本》)、《令》 (如 《夏令》)、《語》 (如《國語》)、《志》 (如 《周志》)、《訓》 (如 《夏訓》)、《典》 (如 《帝典》) 等，另有《諜》 (如 《諜記》)、《譜》 (如 《周譜》)、《系》 (如 《帝系》)、《紀》 (如《禹本紀》等等。而編年大事記則魯叫《春秋》，晉叫《乘》，秦叫《記》，楚叫《梼杌》等，《墨子》把它們綜稱“百國《春秋》”。于是原來作為各種史官記載綜稱的“書”，就剩下來專指“記言”的誥謨誓命之類了。“書”就由各種史籍通名，變成專指誥謨誓命等記言體的專名。而且會按其產生時代分別稱為 《夏書》、《商書》、《周書》。(先秦尚無“虞書”一詞，《左傳文十八》出現一次，顧炎武《日知錄》已辨其非。又無“尚書”一詞，《墨子·明鬼下》出現一次，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訂為 “尚者”之誤)。

傳至漢代，《書》為五經之一。作為《書經》，才開始稱為《尚書》。但先秦時的 《墨子》 中已屢稱“尚觀于先王之《書》”、“上觀于《夏書》”、“上觀于《商書》”等，是說向上看，看先王之書，看上古之書，已為“尚書”一詞出現的先聲。作為秦博士的伏生把《書》帶到漢代傳授，就稱《尚書》。孔氏傳《古文尚書·序》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劉歆則指明是伏生學派首要一家“歐陽氏先名之”。可知明定《尚書》為書名的是漢代今文家。據王充、劉熙、馬融等的解釋，譯成今語，《尚書》就是“上古的史書”。

現在《尚書》包括稱為誥、謨、誓、命、典等的文獻。“誥”是君對臣下的講話，“謨”是臣下對君的講話，“誓”是君主誓眾之辭，且多是軍事誓詞，“命”為冊命或君主某種命詞，“典”載重要史事過程或某項專題事實。還有以人名標題的《如《盤庚》)，以事標題的 (如 《西伯戡黎》)，以內容標題的 《如《洪范》、《酒誥》)等。前人如孔穎達《疏》誤分十類(比上五項多貢、歌、征、范及訓五項，系取篇題末字為類，如《禹貢》、《流征》末一字，謬)，劉知幾《史通》則分典、謨、訓、誥、誓、命六類(“訓”系據偽古文“伊訓”，但先秦書篇確有《伊訓》)，林之奇《全解》遂以為“無以出此六體之外”，依上所舉，其說亦誤。其實原是統治者講話紀錄或文告，可隨文體命名。惟其中有敘事較多的，如《堯典》，有不是講話紀錄的，如《禹貢》，與全書體例不一致，反映這幾篇是晚于其它諸篇的后來編撰的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