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學·孫子兵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孫子兵法》 與 《孫臏兵法》 的成書時代

《孫子兵法》原稱“兵法十三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記為“《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孫子兵法》之名，乃東漢以后的稱謂，如《隋書·經籍志》著錄的沈友的撰解即為《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解的《孫子兵法》等。《孫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目為： 一、《始計》，二、《作戰》，三、《謀攻》，四、《軍形》，五、《兵勢》，六、《虛實》，七、《軍爭》，八、《九變》，九、《行軍》，十、《地形》，十一、《九地》，十二、《火攻》，十三、《用間》。全書不到六千字。

《孫臏兵法》，《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記為“《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大約在東漢末年失傳，自《隋書·經籍志》開始即不見歷代著錄。1972年重新出土了竹書《孫臏兵法》殘簡，現有《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本。

《孫子兵法》的問世，最早見于《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記載：孫武“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十三篇”這是《孫子兵法》原來的稱謂。《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的記述則更為詳細，即吳王召見孫武后，問以兵法，孫武“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佚文中兩次提到“十三扁 (篇)”。又，《上孫家寨漢簡孫子》佚文亦有“孫子曰：夫十三篇”的文字。以上史料表明，孫子見吳王時《孫子兵法》十三篇已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對此，唐宋以前無人置疑。但是，宋代梅堯臣首先提出 《孫子兵法》乃 “戰國相傾之說” (歐陽修《居士集·孫子后序》)。南宋葉適進一步在《習學記言》中認為《孫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于是，《孫子兵法》的成書時代便成為后來學者所關注的問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出現了多種不同看法。比較有代表性的意見是認為 《孫子兵法》乃孫臏所著。日本武內義雄認為“今之《孫子》一書，是孫臏所著”(《孫子十三篇之作者》)。近人錢穆亦主張“《孫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時書。其人則自齊之孫臏而誤” (《先奏諸子系年考辨·孫武辨》)，近人金德建認為，“《孫子》這部書的作者，當為孫臏無疑”(《孫子十三篇作于孫臏考》)。此外有《孫子兵法》系戰國時人依托說(如清代姚鼐《惜抱軒文集·讀孫子》、梁啟超《飲冰室專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還有伍員所著說(清代牟庭《校正孫子》) 等。

以上諸說，多系臆測，歷代學者宋濂、胡應麟、孫星衍、章學誠等均不同意。如宋濂指出：“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于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于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諸子辨》)清代孫星衍更明確認為“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后，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孫子略解·敘》)特別是銀雀山漢墓《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澄清了千年迷霧，肯定了春秋與戰國確有孫武與孫臏其人，各有《孫子兵法》與 《孫臏兵法》其書。

但是，爭論并沒有就此結束。1979年，李零在《文史》第七輯上發表了《關于銀雀山簡本〈孫子〉研究的商榷》，認為漢簡兩《孫子》的出土不能完全推翻對《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與作者的 “懷疑之說”。《孫子》不是春秋末孫武親著，而是“孫子學派”軍事思想的記錄，成書過程大約從春秋末期的吳國開始，到戰國時的齊國，經過長期整理于戰國中期成書，其中不能排除孫臏參與了對此書整理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刊出了藍永蔚的《〈孫子兵法〉時代特征考辨》，從軍事史的角度，聯系《孫子兵法》反映出來的社會和階級狀況，對它的時代特征與版本源流作了進一步的考辨。認為《孫子兵法》成書于春秋末期。

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另外兩種觀點。一是郭化若《孫子譯注·再版的話》認為《孫子兵法》是孫武的門徒等根據孫武的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體系屬于孫武，成書時期大概是春秋末至戰國初;馬來西亞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年代》(收入《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更進一步認為，《孫子兵法》約成書于公元前496年——前453年間，在孫武逝世后約40年左右的時間內。另一是楊丙安、陳彭 《孫子兵學源流述略》 中論及的，認為 《孫子兵法》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戰國，定型于秦漢，即以孫武的言論為基礎，后經戰國中期兵家整理，至西漢時校理成書。其主要依據是，春秋無私人著書;十三篇中所論述的雖多是春秋末年的情況，但有些也具有戰國時的特征等。

從目前出版和發表的有關著作和論文看，多數學者認為《孫子》的作者是孫武，成書于春秋末年，但不排除后人校理時竄入某些字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