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章太炎的建樹·新舊文化交接點上的巨人

必須指出，章太炎不但傳統文化學養深厚，對于西方文化也很有積累。甲午以后，他就開始研究西學。隨后跨世紀的三次東渡日本，恰好促使他完成了三階段的西學吸收。1899年5月，他首次東渡，主要接受西方進化論、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等，形成一種觀察宇宙和社會的新方法。1902年春第二次東渡，因排滿革命風潮的興起和與孫中山“定交”，所以攝入的主要是民主共和、天賦人權之類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理論。1906年《蘇報》案出獄后第三次東渡，在主編《民報》工作劇繁之際，滿懷興趣地閱讀西方哲人之書。這三階段的西學積淀，由表及里，由淺入深，是他從“而立”到“不惑”這人生的黃金時期極為關鍵的思想文化積累，在他一生的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章太炎對于傳統的和外來的思想文化，理性思考較多，形而上學較少。他一般總是比較細致地從事綜理分析，努力從中發掘有用的東西，而很少簡單粗暴地予以舍棄和否決。因此，他的思想文化批評常常帶有更多的學術氣息，他的啟蒙也就富有更多的歷史深度。他把今人通常稱之為“片面”、“絕對”的思想方法，叫做“偏心”。認為“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著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采”，和“在本國學說里頭，治了一項，其余各項，都以為無足重輕，并且還要詆毀”是學者治學的兩大“偏心”。

他認為只有把相對的雙方納入到一個更廣大的體系之中，才能完整統一地看到它們的優劣短長，不致互相菲薄，攻訐不已。他明確指出，在同一項學術中，彼此的是非一定要“辯論駁正，不可模棱了就算數”。但在不同項的學術中，就不必如此。講漢學的人不應把魏晉玄學稱為空言玄學，講政事的人也不應把“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鄙之為廢物和假古董(章太炎《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所以，他批評魏晉玄學清談誤國，卻又肯定其富于理性思辨色彩;他從政治角度批評孔子之過，卻從不諱言其文化學術之功。

正是憑借相當清醒的理性批判，章太炎才不斷克服思維定勢所造成的思想惰性，將傳統的和外來的思想文化中的積極成分吸收或保留下來，使自己在新舊思想文化的交會過渡時期發揮了承前啟后的作用，為日后中國新文化新思想運動的來臨作了必要的準備。

以下我們略從語言文字、歷史和哲學三方面看他推進中國文化近代化之功。

首先，章太炎通過閱讀日本學者的語言學論著，對近代西方語言學理論有所了解。他以自身原先所具的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深厚素養為基礎，撰寫了如《論語言文字之學》和《訂文》、《方言》、《小學略說》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對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過程、趨向及其內在規律，作了比較系統深入的探求，在中國語言文字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長期以來，中國研究語言文字之學被稱為“小學”。進入本世紀之初，出于對語言文字社會功能的新理解，章太炎力主把“小學”從經學的附庸地位解放出來，使其發展成為一門具有現代意義的獨立的語言文字學。他為這門學科確定了三方面的研究范圍，即以研究字形為主的文字學，研究字義為主的訓詁學，研究字音為主的音韻學。“合此三種，乃成語言文字之學。”(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章太炎同當年一批有志者，同時成為推進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的驅動力量。

他堅持立足于民族本位并適合現代生活的漢語漢字改革，反對廢棄固有民族語言文字，對當年吳稚暉等鼓吹全盤引進世界語的主張加以尖銳批評。有鑒于中國各地方言差別很大，有礙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他斷然將自己的目光從傳統的音韻之學轉向各地方言研究，旨在推進各地方言的統一。為此，他努力考求各地“難通之語”，“察其聲音條貫”，并刊登廣告，“博征海內方言”。他幾乎用三年之力撰成《新方言》一書。他最先提出并率先致力于中國各地的口語統一，在發展中國近代民族語言方面有其不可磨滅之功。為了使廣大民眾便于識字讀書，慣作淵雅博奧之文的章太炎也愉快地投身于本世紀初一度興起的白話文運動。他用白話寫了若干通俗曉暢的歌謠，也用白話寫了若干明白易懂的論學說理文章。如他在《逐滿歌》中唱道：“兄弟原是漢家種，不殺仇人不算勇。莫聽康梁誑爾言，第一仇人在眼前。”他還在乾嘉學者研究古音的基礎上，確定古代聲母和韻母，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用漢字明白說出古韻古代應讀某音，雖無國際音標那么準確，卻是引導后人注重韻值研究的倡始者。民國初年，他門下周樹人、朱希祖等召集“讀音統一會”，倡議采用乃師所制注音符號，使這套注音符號在中國流行了幾十年，為近代漢語拼音運動留下了重要一章。

章太炎還是成功地開創近代史學的代表人物。作為同梁啟超齊名的“史學革命”巨子，他相當深刻地揭露了中國封建史學的種種弊端缺失，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新史學觀念。如治史必須從事史學的理論抽象，必須貫徹古為今用的原則，“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同時，他還主張史體必須適應史學發展的需要而變革，治史必須擴大視野，凡古代神話傳說、考古發現、外人關于中國歷史的記載論述均可采擇。他把考察制度、形勢、生計、禮俗、學術和文辭的變遷，統統稱之為治史的“要件”。

在借鑒中外的基礎上，章太炎建立起自己的兩種治史方法。他服膺段玉裁、王念孫諸家，上繼戴震、章學誠，治史恪守乾嘉學派的家法，無征不信，訂偽辨謬，詳察人、事、地、物，發微闡幽，從較小的角度去觀照考索歷史的局部或細部。這樣，主要借助乾嘉學派考證方法的繼承和運用，章太炎掌握了一種類似微觀的歷史研究法。但他并不滿足于此，懷著一種更遠大的追求去尋覓新的方法。于是，他“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對中國歷史加以重新認識。他自稱“日讀各種社會學書，平日有修《中國通史》之志，至此新舊材料，融合無間，興會勃發”(1902年7月《致吳君遂書八》)。在他所讀的“各種社會學書”中，包括西方有關進化史觀、地理史觀和心理史觀的若干論著。借助于此，他考察“上世社會污隆之跡”，并以之“明進化”、“審因果”(訄書·清儒》)，從而形成一種類似宏觀的歷史研究法。

章太炎把上述那些史學理論和方法運用于治史實踐，同梁啟超、王國維等先行者共同開創了一代史學新風，向近代史壇獻上了一份彌足珍貴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早期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那“太古草昧之世”、“神權時代”、“分裂的專制時代”和“混一的專制時代”的劃分，較之康有為炮制的“三統”、“三世”發展模式，或嚴復生搬甄克思三大社會(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軍國社會)的發展模式，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成一說。他尊重歷史事實，努力從理性出發尋求歷史現象內在的邏輯聯系，尋求貫穿于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性。他十分注意對各時代思想學術潮流的研究，善于把各種學派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考察，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新意自抒，表現了凌越前人的眼界和氣魄。同時他也善于運用演繹和歸納的邏輯方法，對各時代的思想學術從縱橫兩個切面加以解剖。他還不囿成說，勇翻歷史舊案。對歷代尊孔和貶秦的不實之處，他力為糾正，對舊史中為人不齒的“貳臣”，他也不一概罵倒。至于他在自己擬寫的《中國通史》中，將洪秀全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創業之君并列于“考紀”之中，更是不凡之見，表明了一位近代史學開創者的卓識。

在哲學領域，章太炎也是一位勤奮的跋涉者。他在自己著作中涉及過的哲學理論問題包羅甚廣，如哲學定義問題、宇宙來源問題、思維與存在問題、時空問題、有無問題、生死問題、苦樂問題、質量問題、高級形態與低級形態問題、差別與同一問題、有神與無神問題等等。在中國哲學史方面，上自周秦老莊孔墨荀韓，中經漢魏六朝唐宋明清，下逮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近人，各家各說，他都有所評判。在西洋哲學方面，在古代則談及希臘愛利亞史學觀念。如治史必須從事史學的理論抽象，必須貫徹伊壁鳩魯等;在近代，舉凡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謝林、尼采、培根、休謨、貝克萊、洛克、萊布尼茲、穆勒、斯賓塞、笛卡爾以及斯賓諾莎等人的著作，幾乎無不稱引;關于印度哲學，則吠檀多、婆羅門、勝論、數論各宗，法華、華嚴、涅槃、瑜伽諸經，也常隨文引入。

佛教哲學是章太炎構筑自身思想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教義重平等，與民主革命恢復民權的精神相一致。佛教主張“大雄”無畏、普度眾生，又可鼓舞革命者的斗志。同時，佛教萬法唯心的唯識義諦，把一切有形的色相和無形的法相統統視為“空”相，這又同他當時十分欣賞的西方唯心主義哲學十分相近。此外，佛教哲學與他平生所治的乾嘉漢學頗有接近之處，“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于契機”(章太炎《菿漢微言》)。所以，他鼓吹建立一種以唯識為宗的“新”宗教。在眾多的佛教宗派中獨獨選中唯識宗，在浩繁的佛經內容中突出推崇華嚴之行和法相之理。他用唯識思想進行自身特有的“制教”工作，將判別的目光相繼注射于先秦諸子和古印度各學派以及有關西方哲學。章太炎對佛教哲學的濃厚興趣，集中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佛教復興運動展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好佛情況。

老莊哲學是章太炎構筑自身思想文化體系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從應用于社會政治來說，章太炎發現，任天而治、萬物一齊的老莊思想取消彼我是非的對立，使人得到“道樞”，從而順世自適，上悟唯識，廣利眾生，足以補充佛家思想的不足。他以欣喜的心情寫道：“端居深觀而釋《齊物》，乃與《瑜伽》、《華嚴》相會。所謂摩尼見光，識見異色，因陀帝網，攝入無礙，獨有莊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載之秘，睹于一曙。”(《菿漢微言》)就這樣，老莊思想的攝受，為章太炎思想增添了不少新鮮成分，使年過“不惑”的章太炎思想恢宏通達，圓滿自足。

章太炎把“依自不依他”視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實際上，依自思想也被他貫徹在自身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他重視獨立自得的追求，鄙薄因襲調和的傳授，使他具備了一種極為可貴的睿智的學者素養。而豐厚的積累又保證了章太炎思想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他成功地廣采博收中外古今各種思想文化以構筑自身體系，用“博大精深，學貫中西”來形容他，實無愧色。他的體系，乍一看去，目迷五色。仔細分辨，則其積淀層次又相當分明。他先是用緊身狹袖的西裝替換寬身的儒袍，繼又用一襲袈裟罩上西裝，再接著又披上一領“齊物”、“逍遙”的羽衣。到得晚年，他又把儒學從“佛孔老莊”四者并列的地位中奮力拔出。于是他重穿儒袍，回歸儒學，粹然成為儒宗。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低估章太炎的思想文化建樹。在近代中國，由于歷史土壤中確實缺少某些元素，因而思想文化之樹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果實或歉或豐。而在自己的文化隊伍中，也很少具備像西方資本主義新興時期那樣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于一身的人物。但是，兼通文史哲諸科的人物卻并不少見，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均為其中的佼佼者。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后出版的中國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教育史、史學史、經學史、宗教史、訓詁史，乃至中醫史等等專著，都會給他留下一席顯著的地位。他在文化學術上的貢獻，使他不但無容爭辯地成為近代中國的文化巨匠，并終將為世界文化名人的隊伍所承認所接納。

在近代中國，像章太炎那樣從傳統思想文化中離異，又復歸傳統思想文化者，還頗有人在。包括前論康有為、梁啟超和王國維在內，他們都以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者和西方文化的吸取者應身現世，名噪一時，而最后鮮克其終。看來，對傳統思想文化從否定轉而到否定之否定，不是個別文化現象，也不是個別人的過失。傳統思想文化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凝聚力所在，又是令人煩惱的惰性力所在。在近代中國，不少才智卓犖的哲人學者探求過在這方面揚長避短的種種方術，可惜成功者不多。

不過，康、梁、王、章的經驗和教訓，畢竟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份可貴遺產。他們這一代，站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新舊世紀之交、東西文明之間，肩著傳統的沉重閘門，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盡管理性的陽光和傳統的陰影從不同的角度以不等的比例灑落在他們的身上，以致光影斑駁，疏落交迭，未能純乎光明，近乎完美，這是他們的不足，但又恰恰是他們勞績的昭示。嚴肅的研究者，絕不會對之表示鄙夷。明智的后來者，將永懷對他們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