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在海外的早期傳播·以儒學及其文化傳統(tǒng)研究為中心的原始漢學的興起·十九世紀原始漢學的真正確立

漢學最終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的確立應屬十九世紀。莫東寅《漢學發(fā)達史》序言明確地指出：“東來教士及歐洲本土學者相偕并進，至十九世紀，漢學于焉確立?！?/p>

十九世紀是資本主義野蠻發(fā)展擴張的階段。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災難重重，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打開了大門，現(xiàn)實政治和商業(yè)利益的需要，使歐洲各國普遍開設了漢語課程。西方外交官、商人、傳教士和學者不斷涌進中國。其中一些人回國后在大學潛心研究漢學，成為著名的漢學家，如牛津大學的理雅各教授、劍橋大學的威妥瑪教授、巴黎大學的雷慕沙教授等。所以歐洲學者普遍認為，十九世紀漢學方才在歐洲真正作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建立起來了。

例如，在法國就有巴黎大學第一個漢學博士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教授，為漢學的研究、著述奮斗了一生。他幼年就嗜好植物學，借助字典攻讀《本草綱目》，自學掌握漢語和滿語，創(chuàng)設漢學講座，是巴黎法蘭西學院首任漢學教授，講述歐羅巴中國語研究之起源、進步及效用;與德國漢學研究者克拉勃羅德(Klaproth)等協(xié)力，在巴黎發(fā)起亞細亞協(xié)會，任會長;創(chuàng)辦《亞細亞學報》，雄視漢學界;擔任王室文庫東方文籍部主任、王室印刷局東方抄本出版委員、育啞教育改革委員、內政部文藝調查委員等職。著有《塞外民族語言考》(1820)、《漢文啟蒙》(1822)、《法顯傳譯注》、《中國語言文學論》等。

在法國還有：在華譯習漢文、窮搜遍覽經(jīng)史子集四十年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漢學家，譯有《太上感應篇》、《蠶桑輯要》、《老子道德經(jīng)》、《景德鎮(zhèn)陶錄》、《大慈恩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灰闌記》、《白蛇記》等;研究竹書紀年，著有《中國教育論》、譯有《周禮》的畢歐(E·Buiot，1803—1850);被尊為歐洲漢學泰斗的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沙畹(Emmanuel EdwardChavannes，1865—1918)，著有《司馬遷史記》(五卷，1895—1905)、《兩漢時代之石畫像》(1898年)、《北華訪古錄》(1905—1915)、《泰山志》(1910)、《西突厥史料》(190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注》)(1894)合著《中國摩尼教考》(1913)等，主辦西歐唯一的《漢學雜志通報》，其著述講授，“創(chuàng)見既多……考證精細……圖像豐富，解說精細……”可謂“開西歐研究中國古代藝術之風尚……啟發(fā)后之學者以社會學研究漢學之途徑”(同上書，第96—97頁);以研究中國古方言古韻為專長，南安史語和道教研究均有貢獻的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4)，著有《中國古代史》(1928)、《唐代長安方音考》(1920)、《安南古代歷史》(1910、1916)等;研究范圍泛涉東方學各部門的漢學著名雜志《通報》主編、當代歐洲從事漢籍目錄?？钡牡谝蝗瞬：?Paul Pelliot，1878—1945)，設中央亞細亞歷史地理考古學講座，旅行中央亞細亞，從事于考古，發(fā)現(xiàn)唐及五代人寫本及雕本古籍，返國后考訂研究，以敦煌學名世，推為學士院委員，著書不多，論文宏富，極博且深刻，除與沙畹合著《中國摩尼教考》外，還有《敦煌圖錄》(1920—1926)等;中國佛學美術研究的當代第一權威、巴黎大學教授傅舍(AlfedFoucher，1865—1930)，為法蘭西之阿富汗考古學探險隊長、日法會館學監(jiān)，著有《犍陀羅之希臘佛教藝術》(1995，1918—1922)、《佛教尊像學研究》(1900，1905)等。

此外，在西方的其他國家如德、荷、英、俄、美、意、奧等國的漢學也有拓展，漢學家人才輩出。而東方的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漢學歷史更悠久，人才更多。這使?jié)h學作為獨立的一門科學在世界上真正地確立了，而且不斷發(fā)展、完善。

例如，德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上半葉，學習中文，不是靠自學的，就是就讀于巴黎。德國自己的中文教學和研究機構要比歐洲漢學的確立晚半個世紀到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紀末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和二十世紀初葉德國大學漢學教席的設置，才真正確立了德國的漢學。

1871年德國統(tǒng)一帶來了東方貿(mào)易的蓬勃發(fā)展，使德國有精力加入與列強在中國競爭的行列，所以需要更多的懂得中文口語的人才。于是在俾斯麥大力支持下柏林大學正式成立了東方語言研究所(1887年10月27日)。其后二十五年中約有四百八十人在東方語言所學習中文(到1912年)，而且畢業(yè)后都供職外交部門。對于德國漢學學科的建立頗有見地者當屬夏德(F · Hirth)，他在1885年發(fā)表了《論漢學學科》一文，認為在所有亞洲學里漢學尤為重要，因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中文資料浩如煙海，“對于漢學家，尤其是有志于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人來說，取得成功的辦法只有一個，集中全副精力去對付它，利用一切機會到中國去生活，并且長年同那里的中國學者建立個人間的交往。與此無關的一切方法全要摒棄”(《德國的漢學研究》，第33頁)。而且提醒德國：“漢學應該從東方學副業(yè)中分離出來，應該與漢語的教學區(qū)別開來，應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上)

1912年，柏林大學的漢學講座和漢學所終于誕生了，使1887年成立的東語所的漢語課程發(fā)展的漢學，使關于中國學的教學和研究從普通亞洲學、也從普通語言學中獨立出來了。漢學所的任務由實際為講授漢語課程改變?yōu)椤把芯亢蛡魇谥袊幕R兼及蒙古和西藏”(同上)，并聘任荷蘭學者、萊頓大學高延(J·J·Maria de Groot，1854—1921)為首任教授兼所長。從此，柏林成為德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漢學研究與教學的中心了。到1930年，德國的漢學教學與研究，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已毫不遜色了。除國立普魯士圖書館、巴伐利亞圖書館的中文圖書從上一個世紀之交以來就不斷得到擴充外，還出現(xiàn)了更多大學研究所圖書館，其中漢堡和柏林在圖書質量和數(shù)量上均居首位?，F(xiàn)在德國漢學系一般都有自己獨立的圖書館，藏書數(shù)量從幾千種到七、八萬種不等。若按“冊”算，大的圖書館收藏在十萬冊以上，且很少副本。一般二十五史、十通、叢書集成、四部叢刊和臺灣近年影印的方志約略具備。雜志收羅亦十分宏富。

又如，法國早在1814年就由雷慕沙創(chuàng)立歐洲第一個漢學系;英國也在1825年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創(chuàng)立倫敦東方語言學校，1837年大學院設立了漢學講座，1875年牛津大學由李雅各(James Legge)創(chuàng)建漢學系，1884年劍僑大學由威妥瑪(Thomas Wade)也建立了漢學系;1875年荷蘭的萊頓大學也由薛力赫(GustavSchlegel)創(chuàng)設了漢學研究院;意大利早在1723年由傳教士馬國賢由華返歐在那不勒斯就建一中國學院，并在返歐時攜回中國青年五人。意大利的東方學院自1800年以來每年還出版年刊一冊，1869年有中國人“楚省郭棟臣”在意大利傳習中文時，根據(jù)《三字經(jīng)》、《孝經(jīng)》、《朱子小學》、《論語》、《大學》等編成《華學進境》，更為豐富準確地介紹了孔子儒學;美國從1830年10月第一個傳教士裨治文到中國以來，到十九世紀末在華的傳教士已多達一百五十多人，1842年美國已成立以專門研究東方學術，“傳布東方知識，增進東方語言學研究”的東方學會，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的大學也開始設立有關中國的教學研究機構，如1876年在衛(wèi)三畏主持下于耶魯大學設立了美國第一個漢語教學研究和東方學圖書館;十九世紀的俄國農(nóng)奴經(jīng)濟的衰落和資本主義關系的萌芽，要求不斷擴大國內外的市場，加緊了對華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文化的侵略。不少沙俄侵華的外交官、貴族及反動分子也與傳教士一樣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出現(xiàn)了像格奧爾吉耶夫斯基(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著有《中國的生活原則》，1888年和《研究中國的重要性》，1890年)、庫羅斯托維支(1897年出版《中國人及其文明》一書)和蓋沙令(沙俄伯爵，發(fā)表《論孔教為中國之基礎》的講演)等著名漢學家。

由此可見，十九世紀以來，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打開了大門，西方的宗教勢力、政治勢力、經(jīng)濟勢力和軍事勢力也都一起涌進中國，由于現(xiàn)實政治和商業(yè)利益的需要，使歐洲各國都普遍設置了中文教學課程，而且發(fā)展為漢學的研究。西方的外交官、商人、學者和大批的傳教士不斷涌進中國的各個角落，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通”，一些人回國后在大學里潛心研究漢學，講授漢學，翻譯漢文論著，甚至成為著名學者，成為漢學家，如牛津大學的理雅各教授，劍橋大學的威妥瑪教授，德國前科協(xié)副主席、著名漢學家福赫伯教授等。所以正如漢學研究專家張國剛說的：“歐洲學者普遍認為，與十八世紀浪漫的漢學相比，十九世紀漢學方才在歐洲真正作為一門學問、一個學科建立起來?！?同上書，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