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壯麗的日出—軸心時代的華夏文明·善的闡揚—“亞圣”孟子·人性本善

孟子的心善論稱得上宏大豐富，但總給人一種飄浮的感覺。它缺少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因此，性善論的提出也便成了孟子完善其哲學的邏輯必然。

人性善

孟子把心的本然狀態當作人性。當其弟子請求解釋一下“性善”時，孟子便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這里的“情”字指人之實情，“才”字指人之質料;因而這兩個概念都是孟子從不同角度對人性的描述，可以把它們理解為“性”。孟子對人性的理解可以分為兩個層次。既然“惻隱之心”等本心是“人皆有之”，所以這種本心便是人性。這是第一個層次。由于這種本心分別為仁義禮智之端，那么“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此仁義禮智也就是人性，這是第二個層次。

孟子只承認心之性為人性，而不承認生理本能為人性。他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智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對于這一章，徐復觀先生的理解是精到的：“當時一般人把耳目之欲等稱為性;孟子以為此類耳目之欲，在生而即有的這一點上，固可稱之為性;但當其實現時，則須‘求在外’，其權并不能操之在己;所以寧謂之命，而不謂之性。當時一般人，把仁義禮智天道等稱為命，孟子以為此等道德理性，在莫之致而至的這一點上，固可稱之為命;但當其實現時，是‘求其內’，其主宰性在人之自身;故孟子寧謂之性而不謂之命。”(《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孟子顯然知道人的生理欲望也是生而即有的，也應該把它看作人性。那么，孟子以“求在外”為由把生理欲望排除在人性之外的目的到底何在呢?《離婁下》篇的這一章為此提供了線索：“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從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獸的“幾希”是指仁義禮智之端緒，即“惻隱之心”等等，亦即人的本心或心之性。就是說，生理本能是人和動物共有的，而善性是只有人才具有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孟子把生理欲望排除在人性之外的目的在于凸現人性更本質的一面—心之性，以便把人與動物作出根本的區分。

人皆可以學堯舜

既然人性是善的，是人本來具有的，所以人人都有善性，并且沒有差別。正因如此，孟子認為，“圣人，與我同類者。”(《告子上》)就是說，在人性善這一點上，圣人與一般人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孟子進一步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同上)。既然人性相同，那么在現實中，人們為什么或圣或愚，或賢或不肖呢?孟子的解釋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同上)一方面，圣賢先得到本然之性(所謂“我心之所同然”即指理義，亦即仁義禮智等善性);另一方面，圣賢能夠保存善性而不致喪失。就這個問題，時人曹交曾專門請教過孟子：

“(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孟子曰：)‘奚有于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徐行后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告子下》)

雖然人的善性相同，但是否成為堯舜，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干不干的問題。孟子舉例說，像“徐行后長者”之悌，是任何人都可能做到的，而這種孝悌，正是堯舜之道的根本。一個人如果能夠實行孝悌，就說明他“能勿喪”其本性，他就會成為圣賢;他不能實行孝悌，這說明他“失其本心”，他就不會成為圣賢。因此，如果言談舉止都像堯那樣，就能夠成為堯;如果言談舉止都像桀那樣，也只能成為桀。

在孟子看來，既然人性是善的，是與動物相區別的東西，那么就應順應人性而發展。他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離婁下》)“利”，朱熹《集注》云：“利猶順也。”就是說，討論人性，就是要探求人之為人之理，而人之為人之理(人性)便是以順其自然為根本的。孟子所順應的，是他的“本心”。他說：“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盡心上》)又說：“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盡心下》)什么是堯舜的“性之也”或“性者也”呢?《離婁下》篇的一句話可作為其注腳：“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看來，所謂“性之也”或“性者也”是指順應人的仁義本性，因其自然，而不是強迫自己有意地推行仁義。孟子所說的湯武“身之也”或“反之也”其實是一回事，指通過“自反”發現本心本性，然后身體力行仁義道德。至于五霸，根本就不懂人的善性，只是假借仁義道德的名譽而已。

既然順應人性是為善，那么背逆人性就是為不善了。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盡管人性是善的，但在一定形勢下，人也可以為不善，就像盡管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但在一定形勢下“可使過顙”、“可使在山”一樣。但是，水之“過顙”、“在山”都非順應水之本性，而是背逆水之本性使之然，即“搏而躍之”、“激而行之”。因而，人之為不善，也是背逆人的本性的。

擴充善心善性

孟子不但強調順應人性，而且更主張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充”，即將人的善心、善性擴而充之。我們知道，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善心、善性只是仁義禮智的“端”或“根”，是與動物相區別的“幾希”。所以，如欲使它們發生作用就必須擴充之、推廣之，猶如樹根發芽、生長一樣。如何擴充、推廣人的善心、善性呢?孟子說：“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盡心下》)他還說：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盡心下》)還說：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公孫丑上》)

孟子將孔子的仁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孔子雖也主張“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但如何以仁對待自己所不愛的人?孔子沒有談及。而孟子明確提出將自己的愛心推廣到那些自己本來不愛的人身上，將自己不忍干某事的心推廣到那些自己忍心干的事情上，將自己不愿干某事的心推廣到那些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上。孟子認為，這樣就符合仁義了。在孟子看來，如果如此推廣，那么仁義就像永不枯竭的源泉，“不可勝用”。從這一角度來看，孟子的推己及人之道與孔子忠恕的推己及人之道還是有較大差異的。

孟子將善心、善性的推廣、擴充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善心、善性的自我推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看來，一個善于推廣其善心、善性的人，其內在美德也會洋溢于外的。第二個階段是將善心、善性推廣到整個社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梁惠王上》)“老吾老”句正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不過，孟子進一步認為，立己和立人、達己和達人是相輔相成的。“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是說不立人無以立己，不達人無以達己。并且，孟子認為“推恩”是“保四海”的前提。第三個階段是將善心、善性進而推廣到萬物：“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和孔子一樣，孟子也主張愛有差等，即“親親”、“仁民”、“愛物”。在這里，孟子雖然對“親”、“仁”、“愛”作了區別，但在本質上，它們都是善心、善性的推廣;合而言之，皆為一“仁”字。

其實，孟子將仁的學說運用到政治上，提出“仁政”說，也是一種對善心、善性的推廣。我們知道，在孔子思想中，已經將仁和政治直接聯系起來了。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孝悌為仁之本，因而我們可以把孝悌看作仁。不過，由于孔子僅僅把禮中的孝悌兩項根植于心(仁)，所以孔子并沒有完全把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礎之上。在孔子看來，政治仍然主要是靠禮來維系的，所以“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禮畢竟是傳統的道德規范，在人的自我意識日益覺醒、社會變革逐漸加快的春秋戰國時期，禮的權威性自然受到普遍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孟子提出了“仁政”學說。什么叫仁政呢? 孟子解釋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這就完全將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礎上了。如同孟子將禮消融于人心(仁)中一樣，他也將禮治消融于仁政之中了。孔孟對禮的不同態度，使他們具有完全不同的氣質。孔子顯得過于拘謹和慎重，甚至有點迂腐(子路就說過“有是哉，子之迂也”)。當陳司敗問娶同姓的魯昭公是否知禮時，嚴守為尊者諱之禮的孔子竟違心地說：“知禮。”(《述而》)相反，孟子顯得非常豁達和豪放。他拜會梁襄王之后，一出門便出言不遜：“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焉。”(《梁惠王上》)這是何等辛辣的諷刺!被人稱道的孟子民主思想恐怕與其仁政學說不無關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