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正人君子—道統之人格論·“正人君子”的豐富內涵

儒家關于“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學說，由孔子創立，孟子發揮，經歷代儒家充實、發展，幾乎集自原始社會以來一切優秀倫理思想之大成，因而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

(1)重公愛國。儒家對“大同”理想境界的孜孜追求與現實的結合，便是重整體、愛國家的偉大情結的思想源泉。孔孟都強調公、義，反對私利。公指國家、民族、社會的整體利益，義指社會正義、治國做人的原則。每一個人都要重整體，輕個體;重社會，輕個人;重禮義，輕利益，不斷加強個人道德修養以適應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需要。

孔子強調忠君愛國，為社會進步多作貢獻。他認為，士不可不弘毅，一定要有遠大的志向，寬廣的胸懷，堅強的毅力，不怕任重道遠，堅持見義勇為，努力以自己的學識道德影響社會，促使重民、愛民、惠民、利民、富民等進步主張的實現，謀求“大道流行”、“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孔子把國君視為國家的代表，主張“事君以忠”，“居之無倦”，盡心盡職，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但孔子并不贊成對君的盲從。他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論語·先進》)孔子常把義與利并提，要人們用義理之心抑制利欲之心。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必須“見利思義”，重義輕利，視不義之富貴如浮云。君子處事的原則是合乎義理，唯義是從。孔子把義與愛國主義聯系在一起。冉有積極參加抗擊齊國侵略、保衛祖國的斗爭，孔子稱之為義舉(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這反映了孔子以國家利益為重，以治國安民為己任的遠大政治抱負和廉潔奉公的品格。“仁”作為一種內心心理，是重公愛國的內在根據。所以，孔子強調，君子應時刻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第一生命，“無終食之間違仁”，“有殺生以求仁，無貪生以害仁”。孟子則強調以理性把握社會倫理規范，控制生理本能，在生與死的關鍵時刻，“舍生而取義”。這種崇尚仁義、重公愛國的精神，應該說是很高尚的。雖然后來被宋明理學家們引上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歧途，但其思想本身的重要理論價值和積極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岳飛英勇抗金，精忠報國，成為千古佳話。陳亮晚年中了狀元后賦詩道：“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發蒼。”(《龍川文集》卷一七)表達了他飽滿的愛國激情。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坦蕩胸懷，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感，充分表現了儒家知識分子重公愛國的崇高思想境界。這種“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雖然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個性發展造成了種種限制，但它確實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安定、和諧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條件和道德體系，為中華民族的發達作出過有益的貢獻。所以，我們今天在批判封建禮教扼殺人性的殘酷性時，必須對“社會本位”問題進行辯證的分析，給予合理的評價，看到其發展的過程，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

(2)剛健進取。這是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的反映。《易傳》有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象》)認為有道德的人應該像日月經天那樣，剛健奮進，永遠努力，絕不停止。這種自覺向上、奮進不止的拼搏精神，早在遠古即已有之。在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即已發現用貝殼堆塑的龍。成書于西周的《易經》六十四卦中第一卦乾卦，就是借龍的變化表達變易、發展的觀點。龍能隱能顯，變化萬端，能布云行雨，騰躍升天。雖然后來人們給龍加上了許多封建色彩，但中華民族以龍作為自己民族的象征，確實表達了一種奮發向上、剛健有為的精神。這種精神經孔子儒學的弘揚，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基本精神。

孔子認為，一個具有理想人格的仁人君子，必須好學上進，勇敢無畏地追求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要矢志不渝，堅忍不拔，像耐寒的松柏那樣，經得住嚴峻的考驗，甚至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自己身體力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四書”之一，反映孔子孫子子思思想的《中庸》一書發揮了孔子這種刻苦好學、自強不息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儒家的圣人君子都是這樣做的：“堯舜一日萬機，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自強不息矣。”(《周易集解》引干寶語)勝利時不驕不躁，困難時百折不撓。“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的這一名言正是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的寫照。從先秦到近代，這種自強不息的思想為各階層的人們所接受，成為中華民族堪于立世、持續發展的優良傳統。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有過一段集中的記載：“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布《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種愈遭挫折，愈加堅韌的自強精神，是許多知識分子卓有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基礎。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刻苦治學，終于成為西漢大儒。朱熹一生，剛直儉樸，好學深思，寫了六十部著作，達四百三十卷之巨。王夫之在躲避清朝偵緝，藏身石船山中，貧病交加，腕不勝硯的艱難條件下，仍發奮著述，從不輟筆。“故國余魂長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王夫之《七十自定稿》)，就是他戰斗一生的光輝寫照。

孟母斷機處碑

這種剛健進取的精神，是正人君子崇高氣節的表現。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對惡勢力和外來侵略要堅持斗爭，決不屈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則要求志士仁人培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做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堅貞不屈。他在《過零丁洋》一詩中寫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譚嗣同在變法失敗后被捕入獄，在牢獄墻壁上題寫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慷慨就義，視死如歸。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激勵后人繼續斗爭。窮且益堅，堅忍不拔;萬難不屈，堅貞不渝。這種奮發向上、奮勇拼搏、剛健有為、永不停步的進取精神，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創造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美國學者埃德溫· 賴肖爾在《中國論》(1992年出版)中指出：“中國國民是世界上最具堅韌力的國民……本質上是不滅的國民，不急不躁的國民。”他斷言，中國若能完成政治、特別是文化精神上的獨立，就意味著區別于近代西方物質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國將在最短的瞬間，向全人類展現其全新的希望，中國就能占據第一級的地位”。

(3)盡善盡美。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孔子深刻總結和全面發展了原始社會以來的優秀道德傳統而建構起來的。孔子在結合社會需要，總結前人美德(包括勞動人民的優秀道德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范疇，賦予其時代的新內容，作為“正人君子”的道德準則。這些范疇主要有：仁：有愛人之心，以助人為樂;孝悌：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待人(尤其是上級)竭心盡力;義：見利思義，重義輕利，堅持原則，廉潔奉公;直：真實不虛，正直不屈;禮：以禮讓的原則治國，先人后己;知：聰明博學，通達禮樂;信：恪守信用，取信于人(民);謙：不說大話，居功不傲，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勇：見義勇為，果敢堅強;惠：給人好處，“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溫：態度溫和;良：心地善良;恭：嚴肅認真;儉：勤儉節約;寬：待人厚道;敏：勤于勞作;剛：剛強不屈;毅：堅決果斷;木：淳厚質樸;訥：說話謹慎;公：公平合理;……等等。通過學習、內省、實踐等多方面的努力，“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張》);每日“三省吾身”，見過自訟，“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論語·里仁》);說到做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

嚴格地按照上述道德規范辦事，無過無不及，常行而不易，就達到“中庸”這一“至德”，成為理想的仁人君子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這樣的君子，如果居于高位，“行中規繩而不喪于本，立足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見《荀子·哀公》)，就達到賢人境界;如果進而有圣明智慧，曉萬物之理，“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在充分、完全地實現自身的本性和價值的同時，充分實現天下一切人的本性和價值，那就達到“圣人”這一理想人格了。儒家理想人格學說內容之豐富、境界之高雅、價值之珍貴，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見的。這樣的理想人格，不僅在當時是最完善、最美好的“完人”，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高尚的。這一理想人格經孟子、荀子、董仲舒、張載、二程、朱熹等人的不斷弘揚，更加完整、充實、光彩照人。這一理想人格，既是鼓舞統治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加強道德修養，為建設一個富強而安定的封建國家而努力奮斗的精神力量，也是限制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橫征暴斂，譴責貪官污吏，打擊不法分子的思想武器。在孔子倫理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道德，對全社會產生支配作用以后，這些道德規范又逐漸為勞動人民所接受，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但把“完人”作為效法的楷模和理想的目標，追求道德的完善，這在現實社會中卻是有意義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4)人皆可圣。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鮮明的現實性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它抽象于現實社會，概括于歷代圣賢，又服務于現實的社會人生。孔孟及后世儒家學者都把這一理想人格作為人們奮斗的最高目標，并從理論上鼓舞人們積極地向“仁人君子”靠攏。

孔子認為，人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認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習染的不同，才有了較大的差別。這就承認了每一個人在人格修養上的平等權利。

孟子進而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待人長大后，這“四端”便發展為“仁、義、禮、智”“四德”。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就向人們指明了修養為“圣人君子”的可能性。

荀子持“性惡論”，認為人性就是與生俱來的“本始材樸”的本性，表現為“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和目之好色、耳之好聲、口之好味、心之欲求等方面的物欲和情欲，它們與封建道德的要求是相對立的。如果任其發展，就會發生爭奪乃至互相殘殺，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所以，必須通過后天的“化性起偽”，即通過良好社會環境的影響、法制與道德教化，進行人為的加工，變革惡的本性，培養善的品德。他認為，圣人之所以成為圣人，是因為他們具有“仁義法正”。人們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不斷加強道德行為方面的修養，就能認識、掌握“仁義法正”而成為圣人。他與孟子殊途同歸，也得出了“涂(途)之人可以為禹”的結論。

儒家學者，幾乎都承認在人性和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的“性相近”，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在這一問題上都是統一的。“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惡》)東漢蔡邕提出“人無貴賤，道在者尊”(《勸學篇》)。張載、二程、朱熹等認為，人人皆有與生俱來的“天地之性”(亦稱“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天地之性”來自本體的太虛之氣，是無地萬物與人類的共同屬性，是人的本質屬性。“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朱子語類》卷四)因為“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地之性”也是至善的，“性于人無不善”(《正蒙·誠明》)。因而人人也便具有了先天的善性，具有了成為圣人的可能性。因為每個人還有來自陰陽二氣的“氣質之性”，一旦氣發生偏差，就會產生“惡”。所以，每個人又必須認真讀圣賢的書，加強道德修養，“變化氣質”，改變人所稟賦的客觀“氣質”，使自己成為圣人。可以說，理學家們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是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的綜合。王陽明說“滿街都是圣人”，代表了儒家在人性修養問題上的一貫主張，—為每一個人都發放通往理想人格的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