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章太炎的建樹·“用國粹激動種性”

像許多杰出的文化名人一樣，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繼往開來，章有炎具有一種堅定而又自覺的歷史責任感。每逢身處厄境，他常常把個人的安危同民族文化的存亡放在一起掂量思考。1903年因痛詆“今上”為“小丑”而引發《蘇報》案，當訟事震動四海而死生難卜之際，他在獄中卻寫道：“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茲，三十有六，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癸卯獄中自記》)1914年因直斥袁世凱“包藏禍心”而被囚禁。他擬自殺以示抗議，所遺家書中稱自己死后“中夏文化亦亡”(1914年5月23日《家書》)。

章太炎因何對于民族傳統文化亦即“國粹”如此情深，如此自負?《蘇報》案結案后，章太炎出獄東渡，在東京留學生為他舉辦的盛大歡迎會上，他曾公開作過解釋。從目的而言，倡導國粹，是為了“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也就是說，要借助民族傳統文化激起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從內容而言，“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

為了改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的現狀，使愛國愛種心“風發泉涌，不可遏抑”，在辛亥革命準備時期，章太炎身體力行，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創設國學講習會和國學振起社，親臨講席或編撰講義，其內容廣泛包括語言文字學、文史學、制度學、諸子學、宋明理學和佛學等。他不但是當時宣傳國粹主義的重要刊物《國粹學報》的重要撰稿者，還大力支持自己的學生倡辦鼓吹國粹刊物。錢玄同主編的普及型的《教育今語雜志》，黃侃主編的提高型的《學林》，均以“保存國故，振興學藝”為宗旨，意在推進具有民族特色的近代建設。在章太炎晚年，日本侵華日急，民族危機嚴重。他再度創設國學講習會，親自主講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等，同時創辦《制言》雜志，作為宣揚和研治國學的專門陣地。在寧靜的書齋中，依然噴發出熾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

縱觀章太炎一生，國粹相與始終。每當論及，愛國愛種的情思不能自抑。早年治經，側重《春秋》和《左傳》，晚年則側重《孝經》和《禮》，始終一貫的則是從中探求“夷夏之辨”、“經國寧民”、“修己治人”一類教誡，以喚起民族精神，救國御侮。早年治史，批判封建史學，提倡“史學革命”，強調史學應“發明”社會政治盛衰之“原理”，“鼓舞民氣，啟導方來”。晚年治史，仍然強調史學為保國之要件，“不講歷史，即無以維持其家”。講文學，總覺得希臘、梨俱的詩不及中國的屈原、杜甫優美。講哲學，雖然西方哲學有其優長，但在“躬行”和“親證”即實踐于人事方面，仍不如中國哲學。……

具體說來，章太炎借助國粹激起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要致力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方面，推進排滿革命運動。

章太炎幼時從外祖父處接受“夷夏之辨”的啟蒙教育，少年時更因閱讀王夫之等人著作及得知清初文字獄有關情況，從而萌生逐滿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后，“革政”改良之心頓化為革命排滿之志。他在政治思想上勇敢地向昨天的舊我告別之后，即以排滿驍將現身于世。所以，二十世紀初第一篇討滿檄文便出之于他筆下。文章力闡仇滿排滿在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正義性，以豪邁的民族情緒向國人召喚：“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豈可得乎?”(章太炎《正仇滿論》)

在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他又撰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對康有為的保皇主義和改良主義進行了相當系統的理論清算。他借助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發展豐富了傳統的“夷夏之辨”思想，進一步雄辯地論證了排滿革命的必要性。由于《蘇報》刊發了此信部分內容并評介了鄒容的《革命軍》，他和鄒容成為《蘇報》案的主角。當此案在上海英租界會審公廨審理時，他和鄒容儼然以“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的身份，與清政府官員對簿于公堂，爭理之曲直是非，辯革命之可否。他和鄒容成為這場聲勢浩大的排滿運動的旗幟，引動全國視線，有力地促進了排滿革命思想的廣泛傳布。

章太炎認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章太炎《答鐵錚》)。循此主張，在他主編或以他為主角的刊物如《民報》和《國粹學報》上，刊發了一大批借助國粹鼓吹排滿革命的文章，登載了一大批民族偉人的傳記或圖像。那些有助于排滿革命的相關民族傳統文化，被當作益智健身的精神食糧，那些在功業和學問上有功于中華民族的歷史人物，被請來作為排滿革命的接引導師。應該說，排滿革命之所以在中國知識階層中深入人心，章太炎等致力于汲引國粹“灌溉”人心與焉有功。對于這一點，章太炎不無自豪，事后追述民國光復事時說：“清失其鹿，民國肇興，雖兵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經營之力，所以摩蕩人心者，蓋十有余年矣。炳麟不佞，始以歷史民族主義提倡光復，……騰書馳說，不為四百兆人遐棄，內外喁喁，延頸望義。逮乎辛亥，大義舉于武昌，十有四省，應如反掌。夫惟歷史民族之義，足以為全國斗杓，故舉兵不為犯順，推亡不為篡盜。”(許壽棠《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

第二方面，推進民族獨立運動。

在章太炎的理論思考中，排滿與反帝本為民族主義革命緊密聯系的兩大任務。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種種侵害，他知之甚深，以為彼等與滿洲貴族實為囚錮中國人民的民族牢獄的新舊兩大“獄主”。“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為巨敵，而歐美稍輕，以異族之攘我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會言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萬倍于滿洲。僧侶之禍，吾弗深知;商人之禍，吾深知之矣。……今者獄主非他，則外來之商旅，余所為日夜切齒腐心者，亦惟斯豎。幸而授首，是為中國剪一長蛇，豈以為病?”(章太炎《革命軍約法問答》)

在有關文章中，章太炎對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與政治控制的危害性作了進一步的揭露。他尖銳指出，帝國主義在華橫行無忌，“礦冶阡陌之利日被鈔略，邦交之法空言無施，政府且為其胥附”。循此以往，不出十年，中國將進一步沉淪，“中人以下，不入工場被箠楚，乃轉徙為乞丐，而富者愈與皙人相結，以陵同類”(章太炎《總同盟罷工序》)。

章太炎還對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罪惡行徑進行聲討。“帝國主義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劫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為義所當然。” 如“始創自由平等于己國之人”的法國，偏偏對越南等實施最不自由平等的帝國主義政策。“生則有稅，死則有稅，乞食有稅，清廁有稅，毀謗者殺，越境者殺，其酷虐為曠古所未有”，他反復申說，中國革命黨人倡導民族主義，“非封于漢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強民族而盜竊其政權，奴虜其人民者，茍有余力，必當一匡而恢復之”(章太炎《無論》)。

正是基于如上認識，他積極參加由中、印兩國革命者牽頭在東京創立的亞洲和親會。該會以“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為宗旨，其《約章》出于章太炎手筆，內稱：“他日攘斥異種，森然自舉，東南群輔，勢若束蘆，集庶姓之宗盟，修闊絕之舊好。”參加這一反帝革命同盟者，中、印之外，還有日本、朝鮮、菲律賓、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國志士。

作為這一組織的重要成員，章太炎以特別強調各民族傳統文化在抵御帝國主義侵略方面的巨大作用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革命者鼓吹“民族獨立，先以研求國粹為主”，“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對此異國知音，他欣表同意并積極應和道：“人無自覺，即為他族陵轢，無以自生。民族無自覺，即為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章太炎《印度人之論國粹》)因此，相互交流國粹被他視為加強被壓迫民族團結爭取民族獨立勝利的有效途徑。在談到中、印兩國互相支持時，他主張“聯合之道，宜以兩國文化相互灌輸”(章太炎《支那印度聯合之法》)。

第三方面，推進國民道德革新。

像梁啟超一樣，章太炎也是本世紀初道德革命的積極倡導者。他認為儒家舊道德是敗壞人心、有礙革命的“微蟲霉菌”，只有徹底清除，才能保證人心的凈化和革命的成功。“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以后，這熱中于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霉菌，可以殘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在他看來，中國國民性中的許多頑疾，如“詐偽無恥”、“縮肭畏死”、“貪叨圖利”、“偷惰廢學”、“浮華相競”、“猜疑相賊”等，均與儒家長期教化有關 (章太炎《印度中興之望》)。

有鑒于此，章太炎確信“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為此，他專撰《革命之道德》。在文中，他首次將人們的道德水準與他們所從事的職業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在他制訂的道德等第表上，十六種職業中，農人、工人、稗販、坐賈、學究、藝人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行伍、胥徒、幕客、官僚等均在不道德之域。他將社會全體成員分成兩大類，道德與不道德的區別大體符合當時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分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太炎筆下，道德往往成為衡量歷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也成為評論現實政治運動的基本準則。他把改良派道德修養中的缺陷，視為戊戌變法和自立軍起事失敗的重要原因。對于一部分革命黨人輕視道德修養，反而心安理得地用“公德不逾閑，私德出入可也”來為自己開脫辯解，他深為憂慮。為了療治國民性中的頑疾，防止民族精神的蛻化，更為了振起革命者的道德，激勵排滿革命的斗志，章太炎大力倡導“革命之道德”，以之作為發揚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重要任務。

雖然在批評儒家舊道德方面，章太炎同梁啟超基本無二，但在增進國民道德的具體途徑上，彼此則有所不同。

梁啟超相對偏重于輸入西方近代的倫理道德觀念，章太炎則更注意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一方面，他鼓吹“用宗教發起信心”，即用傳統佛教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觀念，如“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凈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誑語治詐偽心”，以及“頭目腦髓，都可施舍與人”，“不執一己為我，因以眾生為我，……一切以利益眾生為念”等，從而幫助國人樹立“輕去就而齊生死”的信念，幫助革命者養成無畏無私的革命獻身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鼓吹繼承儒家文化中的優良道德傳統，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以及顧炎武倡導并踐行的“知恥”、“重厚”、“耿介”、“必信”等項。他認為若能承襲前人這些道德準則，就能葆氣節，去浮華，棄標榜，保證革命者的人格和意志高昂不墮。到了晚年，隨著他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評價愈來愈持肯定態度，反映在道德建設上，他又漸輕前一方面，而漸重后一方面。

不消說，章太炎倡導的國粹同封建復古主義鼓吹的國粹有著截然對立的內容，在他身上，透露出濃厚的文化民族主義氣息。他在排滿和反帝革命運動中的先識先行地位，在道德革命中偏重發掘民族傳統文化的優良成分，保證了他所倡導的國粹具有較高的品位，非一般文化保守主義可比。

“用國粹激動種性”，使他無愧于“有學問的革命家”這一美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