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壯麗的日出—軸心時代的華夏文明·生命價值的確認—“至圣”孔子·“天生德”與“知天命”

以上所談孔子對生命的基本態度和獨到見解及作為其表現形式的仁、禮思想都基本上屬于形下之學，那么孔子的這些學問是否有一個形上根據呢? 就是說孔子是否已經建立起形上之學呢? 這在孔子研究中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與孔子對天命鬼神的態度息息相關。有人認為，孔子相信天命，把天當作最高的人格神;有人認為完全相反，孔子否定天命，把天當作自然界的必然性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我們認為，早在西周初期，人們就對天命鬼神觀念發生了懷疑，而孔子思想正是在西周以來人文主義思潮影響下產生的，可以說是人文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人文主義的前提是對天命鬼神觀念的否定。因此，要說建立了一整套富麗堂皇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的孔子相信天命，并把天當作最高的人格神，是不符合情理的，也是與事實相違背的。然而，如果說孔子的天是自然界的必然性或客觀規律，那么孔子關于天的許多言論就會解釋不通，并且這樣理解就把孔子哲學看得過于膚淺了。

事實上，在春秋時期，要想建立一套人文主義哲學體系，就必須首先否定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這樣做的最有效、最徹底的手段，是在哲學上建立一套形上學體系，讓哲學的形上實體取代宗教的天的地位。孔子正是這樣做的。孔子自稱是一個“信而好古”的人，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對傳統的繼承上。所以他也繼承了“天”這個傳統觀念，只是轉換了其實質內容而已，即將其宗教性的人格神的意義轉換為哲學的形上實體的意義。孔子所采取的是一種“舊瓶裝新酒”的方式，而正是這種方式，給后代學者對孔子之天的理解帶來了許多誤解和歧義。

形上“天”

《論語》中有兩章關于天道的文字，是了解孔子形上學的重要線索：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孔子的學說包含兩大部分，一為以“文章”為代表的仁禮之學(具體言之，“文章”主要指禮樂典制)，即形下之學;二為“性與天道”，即形上之學。從子貢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之嘆來看，“子欲無言”是孔子在子貢向他請教有關“性與天道”的問題時說的;否則，如果子貢向他請教有關仁、禮的問題，孔子不會說“子欲無言”的，子貢也會“得而聞”的。從《論語》一書看，當弟子或他人問仁、問禮時，孔子從未說過“子欲無言”，他總是給予不同的解釋。孔子之所以很少談論“性與天道”，大概是因為這類問題過于抽象，如果對方沒有達到一定高的境界，是難以理解的。不過，子貢或許沒有意識到，“天何言哉”等四句不正是孔子對天道的見解嗎? 夫子之言天道，子貢已聞之矣，只是未得要領而已。我們認為，這里的“天”字，就是形上實體。這幾句話是說，“四時”、“百物”都是由天創生的，天是萬物的本原。為什么這樣說呢?第一，“天何言哉”等語是由“子欲無言”引起的。孔子所不想言說的，當然是他所發現的真理(子貢則希望他說出來，然后由弟子們加以闡述)。在這里，孔子是以自己發現真理而不言說來比喻天創生萬物而不言說的。第二，如果“四時”、“百物”不是由天創生的，或者它們是自行、自生的，那么孔子只需說“四時、百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可，那就沒有必要將“四時”、“百物”與天聯系起來了。

“天生德”

既然“四時”、“百物”是由天所創生的，那么人與天的關系如何呢? 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這句話對理解孔子的形上學也很關鍵。我們知道，在孔子看來，人的生命本質在于其精神價值，在于品德。那么，“天生德于予”足以說明天與人的關系了，就是說，人的品德是由作為形上實體的天賦予的。

在孔子學說中，德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屬概念，一切得自天的內在品格皆可稱為德。《論語》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泰伯》)“子曰：‘巧言亂德。’”(《衛靈公》)“子曰：‘鄉愿，德之賊也。’”(《陽貨》)

仁是人的最重要的品格，因此德首先指的是仁。“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雖然是曾子的話，但曾子為孔子高足，此語也反映了孔子思想，這是沒有疑問的。古注云：“老死曰終”，“追遠”為“祭祀盡其敬”。“慎終”、“追遠”是指對父母或祖先生命的熱愛和懷戀，這正是仁的品格。在曾子看來，在上者如果以身作則，實踐這種仁德，那么百姓之德就會提高了。孔子稱泰伯為“至德”，也出于同樣的原因—泰伯正是為了順從其父的意愿，才三讓天下的。孔子稱“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一方面是因為周以大事小，是一種高尚的品格，亦即對自我生命的尊重與珍惜;另一方面是因為這種行為，也是對殷人生命的尊重。這些都是仁的體現。仁這種美德是一種內在的心理過程，所以不是發自內心的花言巧語會敗壞仁德，違背內心是非標準的好好先生也會敗壞仁德。

禮是以仁為基礎的，所以禮也是一種重要的德。其實，上文所云“慎終”、“追遠”、泰伯之德等等，不但是仁的體現，而且也是禮的體現。

子貢所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語道破天道與性的關系。人性為人所得自道者，即德。就是說，以上所談仁、禮這些天之所生的德，應作人性理解。

“知天命”

孔子也講天命，不過孔子的天命與傳統的天命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由作為形上實體的天主宰的，而后者是由作為人格神的天主宰的。在孔子學說中，天命即天的賦予。天賦予的一切，都是天之命，當然包括上文所說的人性。除此之外，孔子認為諸如人的前途命運、生死禍福等等也都由天決定的：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也? 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同上)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

我們知道，老子認為每個人從道那里所稟受的都是一樣的。從以上引文來看，孔子的意見完全相反：天的賦予或人的稟受有厚薄、偏全的差別。所以如此，這一方面由于孔子沒有完全根絕傳統的天命觀念，另一方面孔子過多地注重人的個性。

既然前途命運、生死禍福等是由天命決定的，因而我們也可以將天命理解為一種客觀規律。

由此看來，形上之天實際上是人的道德以及人的前途命運、生死禍福的總根據;而溝通天人，或者說將這一切賦予人的便是天命。天命具有如此無窮而偉大的威力，足以令人敬畏了，所以孔子說：“畏天命。”(《季氏》)但是，孔子并不主張人們僅僅停留在“畏天命”的階段。天命并不神秘，人們對它并不是無能為力的，人可以主動地“知天命”。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這個“命”字，也就是天命。在這里，孔子把“知命”作為君子的必要條件。與此相反，“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小人不懂得天命，所以不敬畏它。孔子認為，他本人到了五十歲才“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為政》)孔子是如何“知天命”的呢?《憲問》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黃侃《論語義疏》云：“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看來，孔子是通過學習日常生活中的人事來“知天命”的，即由形而下達至形而上。這是一個孤獨的自我探索、自我修養的過程，往往不為人所理解，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天乎”，聊以自慰—我既“知天命”，天何不知我? 孔子之“知天命”大概也和學《易》有關。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易》是言天道的，這不可能不給孔子以深刻的影響。

既“知天命”矣，這種知識對于人有什么意義呢? 孔子提出了以天為效法的觀點。但是，孔子沒有以此自許，卻許之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堯之所以如此偉大，是因為他效法了偉大無比的天!

孔子的形上學不但沿用并轉換了天命的概念，而且也采用了傳統天命觀念的表達方式，如他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天喪予”“天何言哉”等等，好像天是有意志的，這很容易將孔子的天誤解為最高的人格神。孔子之所以采用傳統的表達方式，大概是出于其思想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的考慮。

孔子以形上之天代替了意志之天，必然相應地否定傳統的鬼神觀念：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 ‘丘之禱久矣。’”(《述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但是，孔子并不否定祭祀：“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為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

對此，郭沫若先生解釋道：“我們要看重那兩個“如”字，鬼神是如像在，并不是真正的在。他的肯定祭祀是求得祭祀者的心理的滿足，并不是認定被祭祀者的鬼神之真正的存在。”(《青銅時代· 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就是說，孔子之肯定祭祀，目的在于培養人們的道德心。這就是曾子所說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子本人也曾對此作過解釋：“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敬鬼神而遠之”的目的在于“務民之義”。孔子認為，鬼神雖然并不真正存在，但仍敬而遠之，這就是智慧，這就是“務民之義”的智慧。

關于孔子對鬼神的態度，《八佾》中的一章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這不是說孔子相信“奧”、“灶”之神以及天神嗎?其實，孔子根本不相信“奧”、“灶”之神，既不贊成“媚于奧”，也不贊成“媚于灶”。他的意思是，如果違背上天，失去天的佑助，那么無論怎么祈禱都毫無用處。這本身含有否定所有神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