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中國”正統·正統之本

儒學成為正統，高踞于其他學派之上，是漢武帝以后的事。但儒學正統思想的根本，卻可以追溯到漢民族始祖黃帝時代。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七世紀左右，黃帝集團統一了中原地區各部落。經過了夏、商、周到秦漢的漫長歲月，以黃帝為祖先的華夏諸國逐漸同化了周邊地區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許多大小部落，形成漢族，亦稱華夏族。與周鄰諸族相比，漢族在許多方面顯示出明顯的優勢。

從地理位置來看，漢族聚居在黃河、長江的中下游流域，地處九州之中，氣候溫暖、濕潤，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具有比周邊地區優越的自然條件。

從經濟發展來看，中原地區開發早，農業發展水平比較高。到秦漢時期，形成了以漢民族為主的共同經濟，黃河流域各地區的農業、工商業、畜牧業、蠶桑業已出現區域性分工，并出現了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丘等全國性的商業城市。

從政治制度來看，夏、商、周等早期大國都是在中原地區建立起來的，全國統一后的秦、漢亦以長安、洛陽等地為政治中心。早在殷周時期，就形成了一套完備的文物典章禮儀制度，其中包括封建、宗法、官制、兵制、法制、禮制、考選制度、學校制度等等。到了秦漢時期，各項制度更加臻于完美，這些都遠非四夷所能比。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原地區更是獨領風騷。這里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的產床，儒家最早的六部經典(《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的誕生地，也是公學、私學以及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百家爭鳴的主戰場，學術氣氛濃郁，仁義之道風行。而夷狄之地則是“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穀梁傳·僖公三十三年》)，“祝發文身”、“被發衣皮”、“強而無義”。

早在儒學創立的春秋時期，夷狄文明落后、粗陋的事實已是人所共知。“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

既然漢族走在各民族文明發展的前列，那么，他們把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風俗視為正統、法式，也就不奇怪了。“中華”一詞，便是這一思想的生動反映。“中”指居于四方之中，又有“以己為中”之意;“華”指富有文化。《唐律名例疏議釋義》說：“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尚書· 禹貢》把“天下”分為五服：甸服(王畿周圍五百里以內的地區)、侯服(甸服以外五百里內受封之諸侯國)、綏服(侯服外五百里內“服王者政教”的附屬小國)、要服(綏服以外五百里內通過盟約使之服從的地區)、荒服(要服以外五百里內的政教荒忽之地)，位于中心地區的甸服、侯服、綏服構成了“中國”(亦稱“華夏”、“諸華”、“諸夏”)，而邊遠的“要服”、“荒服”則屬蠻夷戎狄。前者是以農耕經濟為主的文明之邦，后者是落后的野蠻之地：“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也;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也;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也。”(禮記·王制》)這種文明程度的高下之分，導致了華貴夷賤思想的形成。在《左傳》中，便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之說。戰國時期的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甚至趙武靈王打算著胡服而習其騎射之術，也馬上遭到公子成等人的強烈反對。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制度，把中國社會的發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漢族與周邊民族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

儒家所謂的正統，首先是指華夏文明的范式。正統與非正統的區別，其實是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孟子故里坊

其次，儒家的正統還指儒家以仁義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孔子繼承、發展了發源于中原地區的殷、周文化，形成了包括哲學、政治、倫理、學術等在內的一整套完整理論—儒學，并成為得到社會廣泛承認的顯學。其他地區的文化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直到春秋以前，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因而仍被諸夏視之為“夷”。孟子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正統觀念，把不合《詩》、《書》、《禮》、《春秋》的思想統統作為異端而加以排斥。

再次，儒家的正統觀還把統治階級內部的異己派別作為異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學成為封統治階級的官方思想，其正統的地位得以確立。由于儒學內部分化出不同派別，尤其是出現了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對立，正統與異端的斗爭又有了新的內容。

再其次，作為華夏為四夷法式、“夷不亂華”的延伸，許多儒家知識分子常常把外國文化視為異端而加以排斥。韓愈以道統對抗佛教的法統，建議皇帝對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強硬措施，便是儒家正統觀在對外文化關系問題上的極端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