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孫中山對儒學政治精神的繼承·堯舜禹湯文武“無怍于民”

孫中山把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劃分為“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和“民權時代”(《孫中山選集·民權主義第一講》)。他認為在君權時代后期，由于“科學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 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是不合理的(同上)。孫中山所說這個君權時代后期，人們的覺悟狀況，有些近似于中國晚明三大儒的看法。所以這個時候就發生了民權革命。但在孫中山看來，民權時代的到來雖是歷史的必然，但在中國古代，是有人主張過民權的。那個“有人”就是孔子和孟子。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圣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于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同上)

說孔孟在二千多年前主張民權，這個結論雖說是個學術問題，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孫中山認為判斷一個時代是民權還是君權，其主要不是看政權的組織形式，而是看實際上誰在那里說了算，是誰做主，是為誰謀福利，家天下是君權的實質，而為民謀福利的政權則是民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孫中山認為堯舜的時代，雖名義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

孫中山是在尋根，不能簡單地把他的上述認識理解為托古改制，孫中山是從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尋找有利于今天政治革命的根據。在理性考察歷史的基礎上，孫中山認為，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余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堯舜禹湯文武“上無愧于天，下無怍于民”(《孫中山選集·民權主義第五講》)。孫中山總結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令我們幾千年之后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人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同上)。在孫中山心目中，堯舜禹湯文武這種政治狀況是最理想的，那就是‘道德”和“本領”的完美結合。有道德能為民謀幸福，有本領能做成好政府，實現為民謀幸福的目的。但“中國幾千年，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如西蜀的阿斗，他是很庸愚的，沒一點能力，但輔佐他的諸葛孔明是有道德有才能的人，阿斗雖無能，但有權，諸葛孔明雖有德有能，但無權。好在阿斗把什么政事都托付給諸葛孔明去做。這倒給孫中山一個啟發：有權的人不一定有德，但可以把政事托付給有德有能的人去管理，權能分離，這種狀況可能正是中國要實行的民權的狀況。

孫中山《建國方略》

孫中山無疑在總結歷史中受過孟子“民權”思想的啟發，認為民應執掌天下的政權，有德有能的人，也可以稱為“先知先覺”和部分“后知后覺”的人執掌天下的治權。政權(即民權)歸民，治權(也就是政府權)歸有知識有道德的士人這本是從孟子思想中推出的必然結論，孫中山無疑可以直接拿來。他認為：實行共和政體，以民為主，那就是說，中國有四萬萬人有權力。這四萬萬人是些什么人呢? 就政權一方面來說“照我看來，這四萬萬人都是阿斗”。四萬萬人多數是不知不覺的人，少數人是諸葛孔明。所以政權與治權要分開，政權就是民權，治權就是政府權。阿斗有政權，諸葛孔明有治權。掌握治權的人大多是專門家，也就是有特長的知識分子。

近數十年來，港臺兩地涌現出幾位以弘揚儒家學術為己任的前輩學者(他們的學說亦稱為第三期儒學)。他們認為，中山先生的政權與治權劃分為儒學政統的繼續提供了理論前提。順著這個劃分，可以講政道和治道。治道是安排治權的軌道，政道是安排政權的軌道。政道是幾千年儒學的弱點，沒有形成客觀法制化，也就是沒有形成近代民主政體。所以從政道中開出民主政體是儒學近期的任務之一。他們認為，如果能夠完成民主建國的大業，不但是辛亥革命以來志士仁人舍命以求其實現的目標，而且正是晚明三大儒要求由內圣轉出外王事功的一大關鍵所在。如果再說得遠一點，二千年來儒家”由內圣通外王”的理想，亦正須落在民主政體建國這個關節上，才能豁然貫通，以獲得充分的實現。(參見蔡仁厚《中國文化月刊》(創刊號)，《新儒家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