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傅山·對理學弊誤的抉摘

理學的核心思想是“天理”論。傅山下了極大的功夫，察考先秦典籍，確定“理”字在古代的意義。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從古人那里獲得理論根據，作為批評后世“鄙儒”的思想武器。他考察了《尚書》、《周禮》、《詩經》、《孟子》、《禮記》等儒家典籍，寫道：

“《書》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則有‘燮理陰陽’一字。《詩》詠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類三、四見，皆不作道理之理用，豈古人不知有此字耶? 看《孟子》‘理義說心’用‘理’字處，傻生動，何嘗口齦牙也?《禮記》則‘理’字多矣，亦不覺甚可厭人。”(《傅山手稿一束》，見《中國哲學》第十輯)

他考察了道家的典籍，認為“《老子》八十一章絕不及‘理’字。莊子，學《老》者，而用‘理’字率不甚著意”(《雜著錄》手稿)。他考察了法家韓非的著作，指出：“韓非曰：‘理者，成物之文也。’解‘理’字最明切矣。”(《傅山手稿一束》)他又著重考察了《周易》，最后得出結論說：

“唐虞之書無‘理’，而周始有‘理’，曰‘燮理’。‘理’，用之名，非其之名，后世之‘理’，皆其之也。其之而為其所其也。羲、文之《易》無‘理’，而孔子讀《易》始有‘理’，曰‘黃中通理’，曰‘暢’、曰‘發’，則其所謂‘理’者，如‘理蒸而屯泄也’，至于‘四支’，‘事業’，末也，亦非其之也。‘觀變陰陽以來，發揮剛柔而理于義’，亦非其之也。‘窮理盡性’，其之矣，而其之與后儒之其之異。”(《圣人為惡篇》)

傅山意謂：古人使用“理”字，皆作動詞，不作名詞。由于當時無科學的語法專用詞匯，傅山以“用”代動詞，取“發用”之意，以“其”代名詞，所以說“理，用之名，非其之名”。他認為，古人講“燮理”，“黃中通理”、“暢”、“發”皆作動詞，而后世之“理”，“皆其之”即皆作名詞。“其之而為其(后儒)所其”，即是說，名詞的意義乃后儒所加。“窮理盡性，其之矣”，這一“理”字雖作名詞使用，但與后儒所理解的意義不同。這樣，傅山就突破了宋儒引古為重、托圣人立言的理論防線。

宋明理學家習慣用理氣范疇來探討世界本原問題。對此，傅山說道：“老夫嘗謂氣在理先，氣蒸成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鳥獸、蟲魚皆然。若言理在氣先，但好聽耳，實無著落。”(《傅山手稿一束》)他認為，理只能是事物的文理、條理和秩序，它必附麗于事物而存在，而宋儒之理、懸空孤致，聽來玄妙，“實無著落”。這里，他指出了“理在氣先”觀點的虛妄性。

傅山說：“宋儒好纏理字，理本有義，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覺其聲容俱可笑也。如《中庸注》‘性即理也’，亦可笑。其辭大有漏，然其竅則自《易·系》‘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來。似不背圣人之旨，不背則不背其字耳。圣人之所謂理者，圓備無漏，才落儒家之口，則疏直易尋之理可見。至于盤根錯節之理，則不可知矣。圣人‘窮理盡性’之言，全自上‘觀變于陰陽、發揮于剛柔’來。宋人之所謂理者，似能發明孟子‘性善’之義，以為依傍大頭顱，并不圓通四炤。理之有善有惡，猶乎性之有善有惡，不得謂理全無惡也。即樹木之理，根株枝節，而忽有糾拿雜糅之結，斤斧所不能施者，謂此中無理耶?”(同上)理學“性即理”的命題首先是由程頤提出的，其意義在于把先驗的道德本體和宇宙本體等同起來，以此來構架“天人一體”的理學體系。傅山認為，“其辭大有漏”，指出這一命題在邏輯上是不周延的。首先，宇宙間的事物是無窮盡的，圣人的態度是不以有所不知為恥，而宋儒則自命無所不知，偶有會心，便以為窮盡了宇宙之理。傅山批評說：“唯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不知其知果有能盡時乎? 圣人有所不知，則窮理之能事，斷非鄙儒小拘者所能顢頇欺人也。”(同上)其次，宋儒把天理論與性善論相溝通，認為理即善，善即理。傅山認為，這也是不周延的判斷。在他看來，性有善有惡，理也有善有惡，善有善之理，惡也有惡之理。這里，傅山批評了理學家執“理”自是、自欺欺人的獨斷性。

理學家自其創說之時，就發明了道統觀，謂自家學派“獨得孔孟之傳”，以此來排斥事功之學，爭取思想的正宗地位。以后，理學內部程朱、陸王兩派為了爭奪道統，又挑起無謂的門戶之爭，勢不兩立，如同水火。傅山對此十分蔑視，他說：“奴書生眼里著不得一個人，自以為尊崇圣道，益自見其狹小耳。”(《霜紅龕集》卷三九)又說：“我不曾辨朱、陸買賣，……聞此等說如夢。”(同上，卷四○)他認為，理學家妄自尊大，動生事端，自詡“以世道人心為己任”，其實老百姓并不買賬。他譏諷理學家說：“嗚呼!勞矣，……爾若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不爾若也。”(《圣人為惡篇》)這里，傅山批評了理學確立門戶、惟我獨尊的宗派性。

宋明理學家以性理為精微，以事功為粗跡，對于財利之事，更是諱莫如深。明代后期，理學家充斥朝廷，崇尚空談，不務實事，問以甲兵錢谷，茫然無對。傅山以為，這都是宋代理學家的“遺澤”。他說：“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學者不得容易抹過。”(《霜紅龕集》卷三六)又說：“何以聚人? 曰財。自然貧士難乎有群矣。家國亦然。故諱言財者，自是一教化頭骨相耳。常貧賤，驕語仁義之人，大容易做也。”(《傅山手稿一束》)又說：“義者，宜也，宜利不宜害。興利之事，須實有功，不得徒以志為有利于人也。”(《霜紅龕集》卷三五)這里，傅山批評了理學的空疏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