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動態平衡—千古延續之謎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都有其延續性，即文化發展的承傳性。作為一個系統，一個民族的文化有其固有的體系，有其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許多特點。由于各民族文化的時代背景、所處環境、歷史條件及自身素質的不同，其發展的軌跡也各不相同。有的持久，有的短暫，有的一環接一環地連續發展，有的則出現某些間隔和跳躍。一些民族的文化興盛發達起來，一些民族的文化腐朽衰頹下去，構成了世界文化波瀾壯闊、流光溢彩的生動畫卷。在這幅漫長的歷史畫卷中，有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現象：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明，逶迤跌宕，高潮迭起，延續了二千年，成為世界古文明的奇觀。

在人類的襁褓時期，我們這個星球上首先形成了埃及、巴比倫、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中心。埃及文化，在亞歷山大大帝占領埃及后即被希臘文化同化;巴比倫文化，因波斯人的侵占而中斷;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亦因日耳曼蠻族的入侵而消亡、中斷;唯有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在歷經數千年滄桑，遭受無數次外敵入侵的嚴酷打擊后，仍然保持著其特有的情致和韻味，一直延續下去，并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文化大系。在被稱作現代文化之“母文明”的七個古代文化(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密諾斯文明、瑪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哈拉巴文明、中國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一直延續到現在，生氣勃勃，如日中天。中國文化的奧秘何在? 其巨大而頑強的生命力來自何處? 這一千古之謎，引起了海內外許多學者的深厚興趣。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

從自然條件來看，中國處在一個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中，“同埃及文化囿于尼羅河流域，巴比倫文化囿于兩河流域相異，中華文化滋生地不是依托一個江河流域，而是擁有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個氣候、土壤等地理格局頗相差異的大區段”。“至于嶺南的珠江流域、閩南濱海地帶、云貴高原、臺灣、海南島，更增添了這一回旋區間的豐富性和廣闊性。中華文化延綿不輟，沒有出現埃及、巴比倫等古文化那樣的中絕現象，與這種地理形勢大有關系”(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頁)。具有特別完備的“地理隔絕機制”和相互補償的遼闊幅員，這是統一、獨立的中華文化系統得以連續發展的先決條件。

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由于小規模的土地經營難以形成新的生產力，封建官僚機構的沉重貢賦迫使農民耕織結合，重農抑商的政策壓抑，摧殘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地大物博不需要對外貿易，造成了商品經濟的萎縮。這是儒家長期延續的經濟基礎。

從政治方面來看，從夏、商、周到宋、元、明、清，雖然有郡縣制代替分封制的變化，但都是中國內部機制的自我調整，中國固有的宗法社會的性質一直沒有改變。而儒學正是維護封建宗法政治的一個日益完善的精品，其中包括大量真理性、科學性的內容，所以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支持，這是儒家長期延續的政治原因。

除此之外，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千古傳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它是一個具有早熟性、先進性的獨立而開放的發展系統。一方面，它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理論框架、價值取向，有著不同于其他文化的豐富內容，在唯我獨尊、唯我獨優的心態下拒斥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獲得一以貫之地發展;另一方面，它又在吸收儒學之外的各家各派以及外來之學的豐富營養中不斷地充實自己，發展、更新。它是相對封閉、依靠自身的力量獨立發展起來的，然而又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尤其是在生機勃勃、國力強盛之時，更有吞吐百川的雍容大度;它對異己學派及外來之學是排斥的，是唯我獨尊的，但在排斥之中又有吸收，尤其是一些思想進步的儒學大家，更是具有“博通眾流百家”、內外上下求索的宏志雅量。滋生、培育儒學的東亞大陸的地理獨立性，造成了儒學的相對封閉性。但華夏之土的廣袤遼遠，各地文化的豐富多彩，與周邊各國的友好相處，又為儒學的內部融攝和對外交流提供了有利條件;儒學內部的不同派別既有共同的中華文化本位立場，又有觀點不同的多種派別，這是儒學能對其他學派既排斥又吸收的組織基礎;“治國平天下”、“協和萬邦”的學術宗旨和至善至美的不懈追求，是儒家突破自身的封閉性、孤獨性，獲得開放性、整體性的強大精神動力。儒學文化系統就在既封閉又開放、既排斥又吸收的過程中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狀態，從而獲得了持久的延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