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現代儒學·熊十力的體用觀·“性智統攝量智”的本體方法學

熊十力發揮生命體驗的形上睿智，凸顯了生命意識和超理智的直覺。他首先分疏了科學與哲學、科學的心理學與哲學的心理學。他說：“哲學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體論究是闡明萬化根源，是一切智智，與科學但為各部門的知識者，自不可同日語。……本體不是理智所行的境界。……科學、哲學，原自分途。科學所憑藉的工具即理智，拿在哲學的范圍內，便得不著本體。”(《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上)也就是說，科學只能分觀宇宙，而不能把握宇宙之全體與真相。科學所提供的智慧是有限的，無法探究“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究竟，不能透悟人之所以為人和個人之所以為個人之道，不能反省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特別是人之終極的關懷。熊氏指出：“科學的心理學，其方法注重實測，其解釋心理現象，以神經系統為基礎。……哲學的心理學，其進修以默識法為主，亦輔之以思維術。默識法者，反求吾內部生活中，而體認夫炯然恒有主在，惻然時有感來，有感而無所系，有主而不可違。此非吾所固有之仁心歟?”(《明心篇》)熊氏認為，人類的高級心靈—仁心，不是科學的心理學研究的對象，而是哲學的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在他看來，人生之本性，即乾元實體，具有炤明、純粹的德性。因此，人能反求自識，自識其生命，能愛護與尊重生命，不忍自甘暴棄而精進向上，由此德配天地，體認吾人與天地萬物本來一體。他認為，科學知識理性受制于道德價值理性。

熊氏借助于佛學，分疏了“性智”與“量智”。熊十力說：“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覺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詞，即謂本體。……即此本體，以其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則亦名真的自己。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則，及于所行所歷、簡擇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說明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發用，而卒別于性智者，因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發現，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上)性智也就是本心、本體之異名，是不待外求的“具足圓滿的明凈的覺悟”。“見體云者，非別以一心來見此本心，乃即本心之自覺自證，說明見體。此義確定，不可傾搖。玄學究極在此，如何說不純恃性智或體認耶?”(同上)熊十力認為，量智只能作用于現象世界、物質宇宙，而不可能實證本體。本體是要反求自得好。本體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人必須內部生活凈化和發展，性智才能顯發。也就是說，窮理到極至的地方，即超越理性思辨而歸趣“證會”。“證會”即性智顯發之境，到了這種境界，必須滌除知見，超越語言、邏輯，止息思維，排斥概念推理，冥冥契會，內外渾融，沒有能所之分，當下地得到了對于流動的生活和生命，對于自然宇宙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質的一種整體的、綜合的洞觀和神契。這就是“天人合一”之境。熊十力強調體悟，以動態的直接的透視，體察生動活潑的宇宙生命和人的生命，頓然把握最高本體。

熊十力像

熊氏看到了執著于言詮、理智的局限，但是在實然層面上，他并不否定理智思辨、科學理性的作用。因此，他又指出，“量智不容廢絕”。熊氏把“量智”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性智”之發用的“量智”，一種是“性智”障蔽不顯時的“量智”。前者輔助“性智”，辨物析理，極思察推征之能事;后者障蔽性智，唯是迷妄逐物。他說：“然玄學要不可遮撥量智者，見體之后，大有事在。若謂直透本原，便已千了百了，以此為學，終是淪空滯寂，隳廢大用，畢竟與本體不相應。”(《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下之二)熊十力主張以性智統攝量智，在此基礎上把二者統一起來，以透悟宇宙與人生的根據。

熊十力從儒、釋、道思想資源中著力發掘出他們共同的體證“乾元性海”的性智。他指出，“儒道二家，雖學術不同，而以認識心體為第一著，則莫或異也。禪學直指心源，活潑潑地……然真正認識心者，卻是于心之行相而透悟心體，既見心體，方是真正認識心。易言之，即是真正認識精神”(《原儒》，下卷)。熊十力反復強調良知是自證自知。這里，良知之“知”指生命的智慧而不是知識。知識、量智、科技等，都是良知、性智的發用。他指出：“孔子之學以知識與智合一為常道。其要在保任良知作得主，知識自不離于智耳。良知能作主以運用知識，私欲不得干犯，則內部生活自是一誠棄沛，明凈無垢。鳶飛魚躍之幾，由中達外，德之盛也。”(《明心篇》)人必須護持、弘大本心，克服習心。人稟受天賦生生之德，是為人人皆有之本心。生生之德，是一切德之源泉。求仁得仁，自成其能，即能弘大天道。人生不可喪失靈性，而含養靈性之道，唯在立志。“吾儒體用不二、天人合一，此為探究宇宙人生諸大問題者不可違背之最高原理也。”(同上)

熊氏本擬著一部《量論》，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如愿。在1956年出版的《原儒》緒言中，熊十力論述了未及創作的《量論》的規模和提綱。作者擬著之《量論》含“比量篇”和“證量篇”。前者是據實測而作推求的“理智”之知;后者是無能所、內外、同異區別的“性智”境界，是吾人固有的炯然炤明、離諸雜染之“本心”的自明自了。“比量”復分上下。上篇論“辨物正辭”，包含形式邏輯、感覺經驗、實測格物，通過概念、判斷、推理以盡其用，復驗之于物理人事。下篇論“窮神知化”，包含宇宙、人生的辯證法和辯證邏輯。這里，就本體-宇宙論而言，打算論及體與用、無對與有對、無限與有限、心與物、能與質的辯證關系;就人生論而言，打算論及人道與天道、性善與性惡的辯證關系。熊氏認為，知識論當與本體論、宇宙論結合為一，離體用而空談知識，與宇宙人生諸大問題了不相涉，是乃支離瑣碎之論耳，何足尚哉? 至于“證量篇”，主要是“涵養性智”的問題。他認為，人性本來潛備無窮無盡德用，是大寶藏，是一切明解的源泉。我們在性智內證時，大明洞徹，外緣不起，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默然自了，這就是“證量”境界。于此，方可于小體而識大體，于相對而悟絕對，于有限而入無限，即人即天，即天即人。這是對本體之契合、會悟的境界。熊氏指出：“全平生之學，不主張反對理智或知識，而亦深感哲學當于向外求知之余，更有凝神息慮、默然自識一境。……默然之際，記憶、想象、思維、推度等等作用，一切不起，而大明炯然自識。……余談證量，自以孔子之道為依歸，深感為哲學者，不可無此向上一著。”(《原儒》，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