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理論的社會政治作用

張載把人所從來歸本于“天”，引申其造化萬物、生生不息的意義，把“天”奉為信仰對象，作為人們倫理生活的精神寄托。反過來他又以自然秩序來論證社會秩序，認為現實社會的人倫關系都是符合“天理”的，以此來制約、束縛人們的行為。張載說：

“生有先后，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經正;知秩，然后禮行。”(《正蒙·動物篇》)

這是以自然品類的存在論證封建等級秩序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的理論邏輯即是“天人合一”。他說：“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滾論之。”(《橫渠易說·系辭上》)“天道”包括“人事”，他所要證明的東西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了。張載說：

“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于人，而不知禮本之自然。”(《經學理窟·禮樂》)

他把自然界的萬有不齊與社會上的尊卑貴賤歸之于“天之自然”，這就等于宣布了社會等級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人順乎這種秩序就叫作“禮”，而守禮即是“安分”。他說：“《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兇，皆其自然之分矣。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橫渠易說·系辭上》)又說：“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近思錄拾遺》)“安分”即要求人們安貧樂道，清心寡欲，與世無爭，用他的話說，就是“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后人則多欲，故難能”(《理窟·氣質》)。很明顯，他是按照儒家精神要求人們具有安分守己的道德情操，成為王權的維護者。張載以唯物主義的氣本體論為基礎的理學學說，之所以能夠得到宋初統治者的容忍甚至尊崇，其原因正在這里。因為，他所主張和要求的，實質上是爭取統治者的信用，是“理”(或“禮”)所許可的，而當統治者對他不能信用時，則轉而恬退自守，獨善其身，卻絲毫不能對統治者有所不滿。

佛教徒對現實苦難極力渲染，厭苦求免;儒者則對現實苦難極力沖淡，樂天安命。張載說：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后能推本為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理窟·禮樂》)

“禮別異”肯定了人們在經濟、政治上的不平等，“樂統同”又強調人們在精神、道義上的平等。張載推本“天人合一”，把整個社會編制成一個宗法大家庭。《西銘》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在這個以天地為父母的大家庭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雖然地位懸殊，卻能像兄弟一樣相對待。這種溫情脈脈的宗法面紗掩蓋的是什么呢? 古代宗法制度嚴格規定了人們的等級名分，“宗子”是嫡長子，是君長的天然繼承者。“宗子”以外的兒子稱為“余子”，“余子”服從“宗子”，具有孝敬祖考的意義。張載既以天地為父母，那么事君也就具有了事天的意義。《西銘》所描述和強調的正是這種宗法制的大家庭及其主奴式的絕對服從關系，要人們“勇于從而順令”，“無所逃而待烹”，心甘情愿地聽任“大君”、“家相”們的驅使和宰割。而他以“乾稱父，坤稱母”冠于《西銘》之首，就在于說明臣民絕對服從君長是上天的“成命”!《西銘》雖然也有要求統治者愛恤人民的意思，但這也是從維護封建制度的長治久安出發的。由此我們看到，張載理學維護封建秩序的思想性格是十分鮮明的。

宋代以前，天人關系是哲學論爭的中心問題之一，思想家們通過對此問題的回答，表現出他們的哲學傾向：凡主張“天人合一”的，表現出唯心主義的傾向;凡主張“天人相分”的則表現為唯物主義的傾向。宋代以后，哲學上有了理氣、心物等范疇，可以更明確更直接地表述哲學基本問題，天人關系不再是哲學斗爭的中心問題，而只能服從于理氣等更高的哲學范疇了。

張載的宇宙觀是唯物論的“氣本論”，從此觀點出發，他曾認為“天與人有交勝之理”，但他卻沒有將這一思想堅持下去，相反卻繼承了“天人合一”思想，使之貫通其整個理學體系。

這是因為，宋初佛、道思想有很大影響，理學家為了適應統治階級需要，理論上面臨一個破立問題。要從根本上批判佛、道，同時也要建立更精致的封建倫理體系。張載從本體論上批判了佛、道，提出了氣本論的宇宙觀，但用氣本論為封建倫理作論證畢竟是困難的，因而，“性”這一范疇便成為他論證封建倫理的理論根據了。他求助于“天人合一”這一傳統命題，將其理學體系貫通起來：從自然意義上，“天地之塞，吾其體”(《西銘》)，承認自然界和人的實在性和統一性;從倫理意義上，“天地之帥，吾其性”(同上)，人的善性同天相溝通，以天地之性來論證封建倫理的天然合理性。因此，在張載理學體系中，“天人合一”既起到了構造理論體系的重要作用，同時，又是其倫理道德思想和認識的最高境界。這就完全抹煞了自然與社會、主觀和客觀的界限，使從唯物主義的宇宙觀開始的哲學思想屈從于唯心主義的倫理道德觀念。這種矛盾現象，正是他以“天人合一”來調和其唯物論宇宙觀與整個理學體系的矛盾的必然悲劇，但它卻正是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唯物論者的共同教訓之一。正因為張載的唯物論宇宙觀與其整個理學體系存在不相侔合的矛盾，所以宋代統治階級為了實現其思想統治，除利用佛、道思想以麻痹人民外，還利用張載的理學，以彌補不足，這才表現出了對包含有唯物論宇宙觀的張載理學的某種寬容，使張載從祀孔廟，并使《正蒙》一書不被排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