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承先啟后—道統之古今論·“奉天法古”與“變化日新”

儒家的祖先崇拜、先王崇拜、傳統崇拜具有嚴重的復古傾向，他們恪守先王之道，不允許任何離經叛道的思想行為出現;但另一方面，儒 家崇尚變易的發展觀、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又要求其學術別開生面，不斷創新，這樣就產生了矛盾。儒家的進步思想家們在不斷解決這一矛盾的過程中，法古而不泥古，繼承而有發展，創造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儒家學者崇拜先王之道，但并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照套，而是結合實際，有所損益?？鬃诱f：“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可見，孔子是主張繼承之中有改造的。他主張使用方便于農業生產的夏朝自然歷，乘坐殷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表現了“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明智態度。孟子認為，周公想兼學夏、商、周三代君王，實踐禹、湯、文王、武王的勛業。如果碰到不合于當時情況的問題，便夜以繼日地仰首思考，以尋求切合實際的辦法。許多儒者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談“法古”的。他們認為“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荀子·性惡》)，“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魏源《海國圖志》)。歷史是不斷發展的，孔子“賢于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上》)。以三代到秦漢、直至唐、宋、明代，社會是日趨進步的(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九)。世上“無百年不變之法”(康有為《上皇帝第六書》)，必須因時而宜地進行改革，“君子之為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讀父書者不可與言兵，守陳案者不可與言律，好剿襲者不可與言文;善琴奕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無他，親歷諸身而已”，“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魏源《默觚下·治篇五》)。

亞圣孟子塑像

事實上，儒家后學在繼承先王之道、孔孟之學時，都根據當時的歷史需要有所取舍，“可則因，否則革”，對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等其他各家的學說也有所吸收。荀子是一位杰出的儒學大師，也是先秦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孔子、墨子思想中重視人為的成分、老子和宋尹學派自然天道觀的唯物主義思想，把孔子具有客觀必然性意義而又帶有人格神痕跡的“天命”改造為自然規律，建立了以天道自然、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為主要內容的唯物主義的天人關系理論。

西漢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法家韓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綱思想，豐富發展了孔孟倫理學說，第一次明確提出用“三綱五常”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調整封建關系的基本原則。他還吸收了陰陽家的部分思想，以陰陽作為主要范疇，五行作為結構圖式，建立了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為儒家的仁政德治主張進行論證。宋明理學家們則部分吸收了佛教哲學的思辨成果，為孔孟的政治倫理學說提供了本體論的論證。從孔孟之學、荀子之學到董仲舒之學、宋明道學，儒學不斷變換著自己的形式，結合時代的實際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新的理論武器，同時也把儒學不斷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儒學崇尚變易、發展的辯證法思想，是其在“奉天法古”的旗幟下“變化日新”的重要動力。儒家的重要經典，孔子極其推崇的《易經》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變易轉化。“變起于微”、“物極必反”的觀點在《易經》的多數卦辭中都有體現?！兑讉鳌纷髡摺饑燎貪h之際的儒者也認為“易”的基本思想就是“變”：“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系辭傳》)并指出，事物變化的原因是其內部固有矛盾的既對立又統一，“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同上)。認為一切事物都在陰陽兩種對立勢力的作用下不斷更新、發展：“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薄吧笔恰疤斓刂蟮隆?同上)，人類社會也要在變革中前進：“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彖傳》)這種變易、發展的觀念被后來儒家繼承下來，并不斷加以發展。作為宋明道學的奠基者之一的張載，對《周易》的研究用功最深，他吸取和發展了《易傳》的辯證法，進而提出了“一物兩體”、“動必有機”、“日新者、久無窮也”、“生生，猶言進進也”等觀點，對矛盾的對立統一、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及形式等辯證法的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闡述，把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與樸素辯證法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二程、朱熹也都有不少辯證法思想，主張“物必有對”、“萬物恒動”，有“交易”(外部相交)和“變易(內部感應)，有漸變(“化”)和突變(“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研《易》理，改鑄老莊，發展了張載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提出了“動靜皆動”、“變化日新”的發展觀，認為萬物氤氳化生，通過內成(“質日代而形如一”的量變)和外生(“變而生彼”的質變)兩種形式的變化，“推故而別致其新”，使整個宇宙充滿生氣。

總之，儒家辯證法的特點是認為“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王夫之《思問錄·外篇》)，主張“奉常以處變”、“變而不失其常”(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七)。以常、經為體，以“變”、“權”為用;“常以治變，變以貞常“(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即掌握事物變化的常規，堅守封建禮法制度的總原則這一“大?！保粩嘧鞒鲞m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改良。這一“奉天法古”、“奉常處變”的思想，使封建意識形態能一以貫之地得到繼承和發揚，日臻完善，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彪炳史冊的重要貢獻?！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中華民族正是堅持了在繼承中不斷發展，在法古中日益更新，才創造了歷史悠久、光輝燦爛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驕傲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但這種“征圣法古”、“崇古重老”的思維方式又阻滯了新思想的產生，束縛了民族精神的拓展，成為社會進步的沉重包袱。當中國封建社會日趨衰朽、資本主義萌芽日益發展之時，這種思想就逐漸顯得過時、落后，乃至走向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