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魏國文化·魏文侯“好學”、“好古”與魏國儒法思想的薈萃交融

魏文侯作為魏國歷史和文化的奠基者，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家眼光和博大宏偉的政治家胸懷。他在位期間，不僅大批啟用法家人物變法革新，推行法治，收到了國富兵強的卓著成效，充分顯示了法家思想的威力;同時，他又高度尊崇儒家學說，禮賢下士，廣羅人才，拜孔門弟子為師，推行“儒術治國”的方略，使得儒法思想薈萃交融，相輔相成，共同為魏國的封建政權服務。這在戰國時代可謂獨樹一幟，這主要得益于魏文侯的“好學”、“好古”。

(1) 魏文侯拜儒家學者為師及其“好學”、“好古”的儒者風度

史書記載：“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史記·儒林列傳》);“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漢書·藝文志》)。“好學”、“好古”是儒家學派一貫提倡的學風，儒家創始人孔子素以“篤信好學”(論語·泰伯》)、“信而好古”(《論語·述而》)著稱于世。在當時，魏文侯“獨好學”，“最為好古”，可見他是戰國諸侯中尊崇儒術的第一人，具有儒者風度，故《史記》將他列入《儒林列傳》。《呂氏春秋》寫道：“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本，國治身逸”(《察賢》)。卜子夏又名卜商，是孔門“七十子”之一，田子方、段干木二人“皆受業于子夏”，他們都是教授魏文侯的“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當時，“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西河在今山西河津市西北龍門附近，這里是子夏故里，當時屬魏國轄地。孔子卒后，子夏退居故里講學授徒，于是，“文侯受子夏經藝”，“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史記·魏世家》)。這說明，儒家思想對魏文侯產生了深刻影響。

魏文侯拜儒家學者為師，主要學到了什么呢?這從子夏一派儒家學者的思想特點可以看得出來。子夏強調“博學”，主張永無止境地向外界事物學習，他有十分明確的為學目的，叫做“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就是為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張而學。他的一句名言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在他看來，為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從政，所以，他明確提出了“學以安國保民”的主張。一次，魯哀公問子夏：“必學然后可以安國保民乎?”他回答：“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韓詩外傳》卷五)。安國保民也就是儒家所說的“治國平天下”。由此看來，子夏對文侯之所教，文侯從子夏之所學，主要也就是“安國保民”、“治國平天下”之道了。事實證明，子夏一派儒家的思想，對于推動魏文侯變法取得成功，促進魏國歷史和文化的繁榮昌盛，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史書記載來看，這種影響作用，更直接地表現在田子方、段干木二人所給予魏文侯的深刻啟迪和教益之中。

田子方是魏國的一位大賢人，他在政治上給予魏文侯以很深的教益。據說，文侯好音樂，通音律。有一次與田子方對飲，席間樂人奏鐘樂，文侯聽出音調不協，并指出左邊音高。見此情景，田子方笑了。文侯問他笑什么?他于是借機嚴肅地批評文侯說：“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于聲，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意思是說賢明的君主應當以治官為樂，全心致力于治理國家，而不該將心思和才智放在音樂上。你如此專注音律，自然會分散治國的精力。文侯聽后深受啟發，謙誠地向他表示：“善，敬聞命”(見《戰國策·魏策一》)。還有一次，田子方同太子(即魏武侯)一道乘車外出，途中與文侯所乘之車相遇，太子隨即下車步行，而田子方“坐乘如故”，神色傲慢。太子很不高興地責問道：“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批評他不該對貴為國君的魏文侯如此傲慢。田子方于是借機闡發了一通哲理，說：“貧困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乎?”因為，凡富貴者，如貴為國君，“驕人而亡其國”;貴為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可見，富貴者永遠不可以驕人。貧窮者則不然：“若不得志，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貧窮者一無所有，不存在“亡其國”、“亡其家”的憂慮，若不得志，撒手離去，無非還是個貧窮者，故爾敢于傲視富貴者。文侯聽了這通議論，感慨萬端地對太子說：“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若沒有今天這件事，我哪里聽得到如此深透的哲理?我以禮相待田子方，使得“君臣益親，百姓益附”，上下和合，同心同德，這真是收到了“友士之功”啊! (見《說苑·尊賢》《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卷九)。

段干木是魏國的一位“守道不仕”、“不趨勢利”，雖“隱處窮巷”，卻“聲馳千里”的大賢人;同時他又是“晉之太駔”，魏國販馬交易市場的著名經紀人。魏文侯對段干木無比尊崇，曾親自登門拜訪，他卻“踰墻避之”，拒不相見，文侯依然“以客禮待之”，凡乘車過其家門，必伏軾以示敬意。仆人問文侯為什么這樣?文侯說，象段干木這樣從不趨炎附勢的大賢人，拿我和他相比，他好德，而我好勢;他好義，而我好財。然而，“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我怎可以不尊崇他呢?于是，文侯堅意請他出任相國，他不肯，文侯便再次登門固請，畢恭畢敬地踏進段干木家門，以至“立倦而不敢息”，始終站立著與其對話，足見魏文侯何等尊崇段干木! (見皇甫謐《高士傳》《呂氏春秋·尊師、期賢、下賢》)雖然，段干木終未出山做官，但他那不趨勢利、好德尚義的風骨，給了魏文侯以極深的教益。

魏文侯禮賢下士，尊崇儒家學者的事跡，在當時的魏國國內和各國諸侯間引起了很大的振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國內講，正象文侯自己所說的，真正收到了“君臣益親，百姓益附”的“友士之功”。特別是當段干木堅辭不肯出任相國后，文侯“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在生活上給予段干木極其豐厚的待遇，并不時前往段干木住處拜謁請教。“于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呂氏春秋·期賢》)。人們把魏文侯禮賢下士當作美談，在國內遍為傳誦，使得人心大振，君臣百姓，上下同德，魏國很快富強了起來。在列國諸侯間，魏文侯的“友士之功”，“天下莫不聞”，極大地提高了魏國的國際聲威。史家贊頌說：“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于連隄，東勝齊于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呂氏春秋·下賢》)。正是由于文侯禮賢下士，廣羅人才治理國家，使得魏國國富兵強，國力大增，于是，南下打敗了楚國，奪得了大梁一帶地方，又東向戰勝了齊軍，并把俘虜的齊人獻給周天子，迫使其正式冊封魏國為獨立諸侯國。從此，魏國聲威大振，一躍而為最早稱雄諸侯的一流強國。據說，當時秦國曾企圖進攻魏國，但懾于魏文侯“友士之功”的國際聲威，才不敢輕舉妄動。所以，秦大夫諫阻秦君道：“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呂氏春秋·期賢》)。如此，魏文侯禮賢下士的事跡不但使他“由此得譽于諸侯”，而且“名過于桓公”(《新序·雜事第四》)，其國際威望甚至超過了當年第一個稱霸春秋的齊桓公。

(2) 魏文侯的重法尊儒與其治國和用兵之道

魏文侯既依重法家，又尊崇儒家，所以，在他統治下的魏國，儒、法兩派旨趣迥然不同的思想學說薈萃交融，相得益彰，展現了魏文化獨特的歷史風貌。于是提出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即魏文侯其人及其思想，究竟應當屬于法家還是儒家?一方面，從魏文侯變法實踐的那種積極進取、勇于開拓的非凡膽略和魄力看，從他大膽起用地主階級革新家、嚴厲打擊貴族守舊勢力、在魏國全面推行法治的光輝業績看，他應當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法家人物;另一方面，如果從他高度尊崇儒家學者，拜孔門弟子為師，在魏國實施以儒術治國的輝煌政績看，他又儼然一派儒者風度，具有儒家的品格和氣質，故《史記》將他列入《儒林列傳》是合乎情理的。那末，究竟應當稱他為法家還是儒家呢?我們認為，魏文侯作為魏國歷史和文化的奠基者，畢竟主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戰略家，而非學者和士人。他的既重法，又尊儒，不過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戰略舉措，也就是他所推行的治國之道和用兵之道。因此，我們評說魏文侯其人及其思想，主要地不是看他屬于法家還是儒家，而是在于他如何以其高瞻遠矚的戰略家眼光和博大宏偉的政治家胸懷，成功地實踐了自己的治國之道和用兵之道，在魏國開創了永垂青史的千秋偉業。

關于魏文侯的治國之道和用兵之道，《呂氏春秋》作了這樣的概括，叫做：善治國者，“要在得賢”;善用兵者，“必得賢士”。這就是說，無論治國或用兵，其要害皆在“得賢”，即得到有才能的仁人智士，這是達到成功的根本途徑。從這里便不難理解魏文侯在大批起用法家人物的同時，又高度尊崇儒家學者的深遠的戰略意義了。

《呂氏春秋·察賢》篇在評說魏文侯的治國之道時指出，國君治國可以有善治與不善治兩種途徑，兩種結果：善治國者，“任人不任力”，即主要地不是單憑國君一人事必躬親，而在于舉賢任能，依重智士仁人，這樣自會收到事半功倍，“國治身逸”之效，即國家獲得大治而國君身心安逸。所以，“任人者固逸”。這就是“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的治國之道。反之，不善治國者，“任力不任人”，即不知求賢臣以治國，而單憑國君一人之力，事無巨細，“以身親之”，其結果，必令國君“苦形愁慮”，心力交瘁，而國家未必獲得大治。由此看來，治國之道，貴在“執其要而已矣”，“要在得賢”。魏文侯可謂深得“其要”的善治國者。

用兵之道依然。《呂氏春秋·期賢》篇在評說魏文侯的用兵之道時指出，有“君子之用兵”和“野人之用兵”：“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這叫善用兵者;“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呼號則動地，塵氣沖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這是不善用兵的結局。由此看來，用兵之道的要害，主要地并不是在于有形的戰場兵刃，如同“野人之用兵”那樣，興師動眾，勞民傷財，血流成河，尸橫遍野，平民百姓死傷無數，其結果，猶不可以得知國家死生存亡的命運;相反，用兵之道的要害在于“必得賢士”，就是依重文武賢才，增強國家實力，提高國家聲威，這樣，天下諸侯便不敢對我輕舉妄動，而我“其功已成”，這叫“莫見其形”，不戰而勝的戰場兵刃，才是善用兵者的致勝之要。所以，“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

魏文侯本人也一再明確地談到他之所以既依重法家人物，又尊崇儒家學者的總體戰略思考。比如，魏文侯高度禮敬田子方等賢人，他的弟弟魏成子便很不理解地說，天下賢人很多，“假有賢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批評這是浮論淺見，說：“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固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新序·雜事弟四》)。這就是說，魏文侯所以如此禮敬田子方這樣的“仁人”、“智士”和“博通之士”，正是基于國富兵強而無內憂外患的戰略需求，做到在國內使“群臣不爭”，在國際間“無四鄰諸侯之患”，這樣，作為一國之君也自然會有“人主尊”的高度威嚴了。魏文侯把這稱作是自己的“友士之功”和“有武之功”。他說：“吾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說苑·尊賢》)。所謂“友士之功”，就是指他禮敬文士賢臣之功，這是他深得其要的治國之道。如任用李悝為相，變法革新“而魏國大治”(說苑·臣術);任用西門豹為鄴令，移風易俗，“而河內稱治”(《史記·魏世家》);以及“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等等。所謂“有武之功”，就是指他起用武士宿將之功，這是他深得其要的用兵之道。如起用吳起為將，“擊秦，拔五城”，吳起為西河守，“秦兵不敢東向，韓、魏賓從”(《史記·吳起列傳》);起用樂羊為將，“伐中山，中山以拔”(《史記·魏世家》)。

這就是說，對于魏文侯既重法、又尊儒的歷史功業，主要應從其作為杰出政治家和戰略家角度予以評說，而不應拘泥于他究竟屬于法家還是儒家人物。當然，從思想文化角度講，在魏文侯時代形成儒法思想薈萃交融的局面，表明當時的魏國具有兼容不同學術流派的寬松的文化氛圍，這可以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了晉國文化兼容并蓄的開放性傳統。這是魏文侯在文化史上的卓越建樹。正是有了比較寬松的文化氛圍，戰國時代的魏國，才不僅法家和儒家學派能夠相與并存，而且，“以善辯為名”的名家學派和作為“游說權謀之徒”的縱橫家學派，也曾經空前活躍，并形成多種學術流派交相輝映的生動局面，呈現出了斑斕多彩的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