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璀燦多姿的文化藝術·詩歌與嶺南詩派

(1) 豐富多彩的嶺南民歌

嶺南民歌歷史悠久，自古人民好歌成風，且因地區、民系、民族的差別而顯得千姿百妍，跌宕多姿。這一特色，古人早就注意到且多有記述。屈大均《廣東新語·粵歌》介紹說：“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歡樂。”“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葉，以俚言土音襯貼之。”“曼節長聲，自回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艷，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屈大均的介紹，大致上符合了嶺南民歌藝術特色的實際。嶺南民歌的悠久歷史，也往往見諸史志。清道光《廣東通志》便特別轉引了歐大任《百越先賢志》的一段文字：番禺人張買在西漢孝惠帝時(公元前194年—前188年間)為皇帝侍臣，“侍游苑池，鼓櫂能為越謳，時切諫諷”。張買所唱的“越謳”自然早已失傳，但應該與直至本世紀20年代在廣州、珠江三角洲地區廣為流行、頗有影響的“粵謳”一脈相承。

嶺南民歌大都有一定的音律，可吟可唱，又以可唱為主。主要的有：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咸水歌、湯頭歌、粵謳、木魚、龍舟、南音等;客家地區的山歌、踏歌、采茶歌、月歌;潮州地區的秧歌、竹枝詞、歌仔;海南省的儋縣民歌、各種各樣的小調;漁民中流行的多種不同風格的漁歌;遍及嶺南各地、形式多樣，內容各異的兒歌;土著少數民族的情歌。

嶺南民歌豐富多采，充滿鄉土情懷，洋溢著濃麗的人情美和生活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里是一個歌的海洋、歌的世界。僅就屈大均《廣東新語·粵歌》所錄的一些情歌，便可窺一斑而見全豹。如：“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 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又如“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嘆)，炭(嘆)到天明半成灰。”屈大均認為，這類情歌，“皆以比興為工，辭纖艷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是頗切實際的。

嶺南土著的少數民族黎、瑤、壯、畬，民間也是以善歌著稱的。《廣東新語·粵歌》等史志亦多有記載。如清乾隆時人趙云龍就極寫瑤族民歌之盛和美：“瑤族最尚歌，男女雜遝，一唱萬和。 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余句，專以比興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其中有一首：“與娘(姑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其立意構思，亦可略窺瑤歌之妙。

嶺南民歌是詩歌的豐富源泉，對文人詩歌創作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為一些國內旅居嶺南的文人們所重視收集，而且往往成為嶺南詩人創作的養料，使不少文人詩作更富于嶺南風情和特色。清乾隆時著名詩人、戲劇家李調元擔任廣東學政提學史時，曾著力收集、整理、編纂廣東各地的民歌。他所著的《粵風》《粵東古觀海集》《粵東筆記》等書，都收有不少廣東各地的民歌。他在《粵風序》中贊揚道：“益信深山窮谷之中，抱瑾握瑜之士猶在也。”足見嶺南民歌的成就。嶺南士人，都曾廣為收集、整理嶺南民歌，甚至以民歌形式，從事詩歌創作。晚清愛國詩人黃遵憲，提倡“詩界革命”，并身體力行，便是有意把民歌率直鮮明的特點貫穿于自己的詩作中，并明確提出作詩應該“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后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以求“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為我之詩。”(《人境廬詩草· 自序》)以其富于民歌風貌的詩作，成為“詩界革命”的名副其實的領袖人物。廣東南海人清嘉慶舉人招子庸(?—1846)因以民歌《粵謳》為體所作的《粵謳》四卷而名傳海外。著名學者鄭振鐸所著《中國俗文學史》特加評介：“其最早大膽的從事于把民歌輸入文壇的工作者，在嘉慶間只有戴全德，在道光間僅有招子庸而已。”“《粵謳》為招子庸所作;只有一卷，而好語如珠，即不懂粵語者讀之，也為之神移。擬粵謳而作的詩篇，在廣東各日報上竟時時有之。幾乎沒有一個廣東人不會哼幾句粵謳的，其勢力竟是那末的大!”1904年，香港總督金文泰(C.Clementi)還把招子庸的《粵謳》譯成英文，傳到歐洲，譽之為與希伯來民歌具有同樣不朽價值的作品。

(2) 后來居上的文人詩歌

《廣東新語·詩語》記述：“漢和帝時，南海楊孚字孝先，其為《南裔異物贊》，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于孚乎?而孝惠時，南海人張買侍游苑池，鼓櫂為越謳，時切諷諫。晉時，高州馮融，汲引文華士與為詩歌;梁曲江侯安都為五言詩，聲情清靡，數招文士，如陰鏗、張正見之流，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此皆開吾粵風雅之先者。至張子壽而詩乃沛然矣。”這段文字，粗略介紹了嶺南最早的幾位詩人和詩歌創作的概貌。可惜，唐宋以前的嶺南史籍文獻殘缺，現仍無法詳加考察。要之，在唐代張九齡以前，嶺南文人詩歌尚處于早期階段，既未成熟，更無論風格特點了。因而屈大均也說是自張子壽(張九齡)以后，嶺南詩才發展興旺的。

張九齡(678—740)生于唐高宗儀鳳三年，卒于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字子壽，一名博物。廣東曲江人(今廣東省韶關市)，是最早一位官至首相(中書令)高職的嶺南人。生平雖宦途頗多挫折，但為官清正廉明，政績卓著，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張九齡又是一位被公認為“詩亦冠絕一時”，開一代詩風的有成就的詩人。

張九齡是陳子昂之后，為掃除梁陳隋歷代宮庭詩風，推動唐代詩歌革新作出貢獻的唐代詩歌的革新者。他的可貴之處在于雖身居相位，卻能力排宮庭詩人的習氣，以思深力遒，興寄風雅，力倡漢魏風骨神髓的詩作，推動初唐后期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由于他在朝庭中的地位聲望和頗具實力的詩作，因而曾經對盛唐初期著名詩人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韋應物等都產生過影響。偉大詩人杜甫便曾盛贊張九齡“詩罷有余地，篇中語清省”。不僅清初嶺南著名詩人、學者屈大均在所著《廣東新語·詩語》中極贊張九齡“為有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絕一時。”稍后的乾隆時人沈德潛所著《唐詩別裁》更注意到張九齡改革詩風的貢獻，認為“唐初五言古漸趨于律，風格未遒。陳正字(陳子昂)起衰而詩品始正，張曲江(張九齡)繼續而詩品乃醇。”道光舉人劉熙載所著《藝概》也說：“初唐四子(按：初唐四子為武則天時代宮庭詩人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紹陳、隋之舊，才力迥絕，不免時人異議。陳射洪(子昂)、張曲江獨能起一格，為李杜開先，豈天運使然耶?”足見張九齡作為嶺南詩人，在詩歌創作上的貢獻和意義，實已超越地域性而惠及整個初唐、盛唐了。

唐代是我國古代詩歌成就的高峰，也是嶺南詩歌發展的重要階段，嶺南有成就的詩人應該是不少的。可惜事跡大多已失散不傳。清代學者黃子高大力搜求而編成的《粵詩搜逸》4卷，自唐至五代300年間，除張九齡及晚唐嶺南著名詩人邵謁、陳陶外、僅得二十人，完整的詩只有三十三首。

民初嶺南學者何藻翔編著的《嶺南詩存》中談及宋代嶺南詩歌狀況時說：“……宋詩存者尤鮮，崖門兵燹，版籍蕩然。”雖然如此，但仍能從有限的典籍中推知嶺南自宋以來詩歌正在不斷走向成熟。如北宋時著名政治家及詩人余靖(今廣東韶關市人)，不趨附于艷麗晦澀、內容庸俗的西昆體，獨以“骨格清蒼”，沉郁勁峭的詩作，在當時詩壇上獨樹一幟，與歐陽修等發起的詩文革新運動，互為呼應。南宋名臣廣州人崔與之、番禺人李昴英等人的詩作，或“高華壯亮”，或“質實簡勁”，體現了較鮮明的時代風貌。崖門一役之后，嶺南遺民詩人，紛紛拒仕元朝，以凄愴憤懣的詩作，表現對宋代覆亡的孤忠痛楚。凜然的民族氣節，是宋末元初嶺南詩歌的骨格神髓。

明代是中國古代詩歌從盛而衰的時期，唯獨嶺南詩歌卻蓬勃發展，成就超越唐宋，顯示了在全國詩壇上后來居上的優勢。

明初便有年輕詩人孫、王佐、趙介、李德、黃哲，在廣州城內抗風軒組織南園詩社，自稱“南園五子”，力排元代纖弱萎靡詩風，以遠師漢魏，上追三唐為宗旨，在詩壇上名聲鵲起，對嶺南詩歌創作向沉郁清麗、骨梗多氣的風格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以學者而在詩歌方面有較高成就，為時人及后人所贊譽的明代嶺南詩人，有永樂、弘治、嘉靖年間的丘浚、陳獻章及黃佐。明永樂、弘治年間著名經濟學家，今海南省瓊山縣府城鄉人丘浚(1420—1496)的詩作，以法度嚴謹，風格典雅宏麗，為時人所公認。嶺南一代儒家理學大師陳獻章(1428—1500)，是明代成化年間而以詩著稱的學者。清朝嶺南詩人，學者溫汝能所編《粵東詩海》認為：“理學名儒，多不以詩見長，而本性原情自然超妙，朱晦翁(朱熹)后推吾粵白沙(陳獻章別名)一人”，白沙詩“蜚英騰茂”，“美秀而文”，實在是難得的精品。嶺南著名史志學家，第一部《廣東通志》編纂者黃佐(1490—1566)，被時人譽為“粵中昌黎”(韓愈)，所作詩題材廣闊多樣，境界雄麗，具有壯浪恣肆的風格。

至明嘉靖年間，又有“南園后五子”歐大任、黎民表、梁有譽、李時行和吳旦，秉承嶺南開闊雄直的詩風，在前后七子復古運動左右國內詩壇的大氣候中，保持著嶺南詩歌健康發展的方向。

明末天啟、崇禎年間成長起來的嶺南詩人，大都是在衛明抗清的激烈戰斗中從容赴死，慷慨就義的仁人志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被譽為明末三大家的黎遂球、陳邦彥、鄺露。明亡后的明代遺民詩人，多數不甘于屈事清朝，堅持堅貞忠毅的浩然正氣，發而為詩，或長歌當哭，或誓言復明，造就了不少永垂史冊的英雄詩人。如被譽為清初嶺南三大家的屈大均、陳恭尹等，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屈大均(1630—1696)，廣東番禺人，自幼好學，15歲能詩。青壯年時期，正值明亡大變，曾一度積極投身反清復明活動，失敗后隱居讀書著述，寫成著名的《廣東新語》等。屈大均詩名遠播，曾有“未出梅關名已香”的評語。著有詩集《翁山詩外》《道援堂集》《翁山詩略》三種。陳恭尹(1631—1700)，廣東省順德人，明末清初，其父陳邦彥曾起兵反抗清軍，失敗被俘遇害。陳恭尹亦隨父軍中，只身逃出后，又積極投身反清復明活動，失敗后隱居家鄉，以遺民終老，著有《獨漉堂集》詩文集。與屈大均、梁佩蘭合稱“嶺南三大家”。

屈大均詩作慷慨郁勃，意象雄奇，寄托深遠，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堪稱明末清初第一流的佳作。陳恭尹詩作豪奇雄邁、蘊藉含蓄，郁勃沉雄而不晦澀生硬，令人有舉重若輕，舒卷自如的美感。屈大均，陳恭尹的詩，可以說是嶺南詩歌發展中的高峰。

清初至康熙年間，因國勢強盛的影響，詩歌亦出現一時的繁榮。這時期嶺南詩壇亦人才濟濟。在國內也有一定詩名的如程可則、梁佩蘭、吳文煒、方殿元等，多為處于明清改朝換代時的嶺南詩人，雖已入仕于清王朝，但又難忘故國，因而不免在詩中多少透露著興亡離亂之意，不盡是吟詠山川景物、粉飾太平之作，故基本上保持了嶺南詩歌積極入世的特色。其中梁佩蘭作為嶺南三大家之一，雖入仕清王朝，詩歌在思想性方面，比不上屈大均和陳恭尹，但亦每有感時之作，且功力深厚，藝術成就較高。

乾隆、嘉慶期間，國內詩壇擬古風氣頗盛，而嶺南詩人如馮敏昌、黎簡、宋湘等優秀詩人，卻能擺脫沈德潛“格調派”和袁枚“性靈派”的影響，繼承著自張九齡以來嶺南詩歌發展的現實主義方向，自樹一幟，卓然不群，屹立于中國詩壇上。如嘉應(今梅州市)州著名才子宋湘，詩作堪稱嶺南“雄直”風格的代表。宋湘反對模擬，主張作詩“不用法”，“拔戟自成一隊”，詩風雄渾奔放，峻爽豪健，直接影響到晚清“詩界革命”的巨子黃遵憲。

嘉慶、道光之際，嶺南詩壇依然詩人繼出。譚敬昭、黃培芳、張維屏被國內詩壇所重視，譽之為“粵東三子”。這三位詩人以具有濃烈鮮明嶺南地域風情的詩作，馳突于國內詩壇，為當時的詩壇吹進一陣清新秀麗、氣度不凡的南國之風。

近代，是嶺南詩歌輝煌燦爛的又一高峰。這一時期嶺南以杰出詩人數量多，影響大而執全國詩壇牛耳，又一次躍居詩壇首位，充分體現了“嶺南詩派”的優勢和實力。

1840年鴉片戰爭，嶺南人首先掀開了我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序幕。嶺南詩人亦最早在詩歌中體現出嶺南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偉大斗爭的英雄氣慨和愛國主義精神。其中最早反映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粵東三子”之一的張維屏，當時已是年屆花甲的老詩人，但詩心壯偉，以飽含愛國激情的詩歌，為反帝斗爭中英勇無畏的嶺南兒女，譜寫了一曲曲壯偉雄渾的反帝之歌。他的名作《三元里》，以充沛的激情，真實地反映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的偉大歷史，描繪了“鄉民合力強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直殺得禽獸般的英國侵略者“紛然欲遁無雙翅”的全民皆兵、力量無窮的壯偉圖畫，至今仍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近代，是我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偉大變革時期，在反帝反封建的雄壯的主旋律支配下，人民高唱著一曲曲雄奇悲壯的革命之歌。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康梁維新變法、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終于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嶺南人民自始至終都是走在最前頭的先鋒戰士。嶺南詩人以自己充滿革新精神的詩作，為這一偉大的歷史變革鼓與呼，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繼張維屏之后，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洪仁玕，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朱次琦、陳灃的愛國和反封建、力圖變革的詩作，都有一定的影響。至戊戌變法時的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一批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領導人物和嶺南著名詩人，把嶺南詩歌的優秀傳統發揚光大，更進而發動了“詩界革命”，在中國詩壇上產生了震聾發聵的影響，也使嶺南詩歌發展登上了新的高峰。其中以黃遵憲對嶺南及全國的詩歌創作貢獻和影響最大。他主張詩的創作應該是“我手寫我口”，強調“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自覺地創作“新派詩”，大膽地突出反映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抒發了強烈的反帝愛國的思想感情，廣泛地、真實地描寫了重大的歷史事件。他的詩因而被譽為“史詩”，在藝術上亦以弘麗恢宏、樸拙倜儻而具有個人的鮮明風格，是我國近代詩歌史上具有代表性而影響深遠的進步詩人。

(3) 別具一格的“嶺南詩派”

嶺南詩歌不斷發展自身的獨特優勢，具有鮮明的特點，在中國詩歌史上自成一派——“嶺南詩派”。清初享有“南朱北王”之譽的著名學者和詩人朱彝尊、王士禎，都同時注意到了嶺南詩歌自成一派的特點，最早提出了“嶺南詩派”的觀點，并為當時及以后國內詩界所認同。大致說來，“嶺南詩派”是嶺南詩歌從唐代以后，不斷發展前進，至明末清初，以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粵東三大家”為代表所形成的。經歷了有清一代的優秀的嶺南詩人的不斷發展完善，至晚清詩界革命領袖人物黃遵憲而達新的高峰。“嶺南詩派”，又稱“粵東詩派”，具有鮮明獨特的性格和風格，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地域封閉所具有的優勢。王士禎在所著《池北偶談》中便已看到了這一優勢對嶺南詩歌的影響作用：“粵東人才最盛，正以僻處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嶺南詩人除了進入仕途，游宦嶺北的之外，大多數都很少有越過五嶺北上的機會，有的甚至終生足不逾嶺。即使在外為官的，最后亦多數返回嶺南本土安度晚年。因此嶺南詩歌，較少受到中原或江南詩歌不健康的風氣影響，而更多的是師友相承。自張九齡以來，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有成就的嶺南詩人，大都是沿著現實主義道路健康發展的結果。嶺南詩人始終堅持“遠追漢魏，近法三唐”而多骨梗雄昂之音。可以這樣說，每當中原或江南詩壇某種不良詩風彌漫時，嶺南詩人不但多數不受感染，而且更因此而成為嶺南詩歌進一步走向繁榮進步的契機，無形中成為與中原各種詩歌流派相抗衡的一個頗有實力的詩派。

二是以“雄直”為主的詩風。這是國內詩界一致公認的嶺南詩歌的一大特色。清代洪亮吉就說過：“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所謂“雄直”，就是陽剛之美。這是由于嶺南民性本較純樸，質拙，更兼僻處南疆，儒文化的作用力相對地弱于中原，“溫柔敦厚”的詩教也不如中原詩人那樣被尊為圭臬;更有為中原詩人所缺少的雄渾開放的海洋文化的滋潤，培養了嶺南強悍、豪縱、開拓、進取的民風，發而為詩，便多雄厲之音，且富于時代精神。只要考察歷史，每當民族危難之際，如宋元、明清之間及自近代以來，遭逢強權侵凌之時，弱質彬彬的嶺南詩人，不僅多發慷慨豪雄之詩，而且往往投筆從戎，誓死抗戰，從容就義，以身殉國。嶺南民風與詩風這種驚人的一致性，正是嶺南詩派最大的優勢之一。

三是富于開創性的革新精神。從張九齡到晚清詩人黃遵憲，凡是名震中原的嶺南詩人，無一不是標新立異，自立門戶，不甘隨大流，不恥沽名釣譽的。他們或開一代詩風，或力挽衰頹，或銳意創新。晚清詩人梁啟超、黃遵憲，更直截了當地公然提出“詩界革命”，并敢于為天下先，身體力行。

四是濃重的嶺南地方色彩。嶺南詩人為家鄉的土壤哺育，為如詩似畫的山川而迷醉。數不清的名勝古跡，多少神奇的神話傳說，多少英雄豪杰的壯麗生命，少數民族多姿多采的萬種風情，嶺南特有的海陸珍奇瑰寶、珍禽異獸、奇花異卉……都是嶺南詩人吟詠放歌的廣闊天地。一幅幅色彩變幻，情思深邃的圖畫，構成了奇姿異彩，別具韻致的嶺南風土美和生活美。這是任何地方的詩歌都無法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