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瑪托娃的遭遇

阿赫瑪托娃是蘇聯當代女詩人。她的詩歌主要是傾訴少女的私情，尤其喜愛描寫失戀、孤獨、絕望等心理，以抒情的幽微、深婉、細膩而引人注目，被認為是“室內抒情詩”的典范。

十月革命以后，她出版了詩集《車前草》(1921)和《耶穌紀元》(1922)。從這兩部詩集中的作品內容看，她的確沒有接受這場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她又與那些背棄祖國、逃亡國外的白俄文人有明顯的區別。她拒絕了出國的誘惑，毅然留在祖國，承受了個人生活中的一切厄運。這些情緒在詩歌中都有流露。面對新的革命現實，這個從舊社會資產階級陣營中來的女詩人的創作在矛盾中艱難發展著，她的思想變化雖然緩慢，但的的確確是循序漸進的。四十年代她出版的《選自六本詩集》(1940)、《選集》等，表明阿赫瑪托娃在努力擺脫她傳統的狹隘主題，開始注意與表現社會生活的變化。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她寫的《起誓》(1941)、《勇敢》(1942)等宣傳勇敢精神的愛國主義詩篇，受到人民的普遍歡迎。

但是，戰爭剛剛結束，阿赫瑪托娃就遭到譴責：蘇聯作家協會通過了一個批判阿赫瑪托娃的正式報告。報告全盤否定了阿赫瑪托娃的成績與進步，批評她的作品“除了害處，什么也沒有”，還說她早期的詩歌是“奔跑在閨房與禮拜堂的發狂的寡婦的詩歌”，甚至侮辱她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和尼姑”。阿赫瑪托娃被開除了蘇聯作家協會的會籍。從此以后，她的作品不準在報刊上發表。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不幸，阿赫瑪托娃沒有絕望，也沒有屈服。她沒有放下自己的筆。在她的創作不予發表的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她翻譯了不少外國詩歌，其中包括我國詩人屈原的《離騷》和李商隱的無題詩。

到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瑪托娃才被恢復名譽。她的許多詩集再版，評論家們也重新高度評價了她的詩歌。她獲得了許多榮譽，但她失去了十年的創作時間，這是什么都難以補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