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云南的教育·元明清—云南教育的大發展

元明清時期云南行中書省，云南行省的建立，結束了南詔大理割據勢力，不僅把云南納入與內地一致的政治體系中，也力圖把云南文化納入與內地一致的文化體系中。承擔著變風化易風俗任務的教育，也在行省建立之初就在全省鋪開。這種與內地一致的有組織的學校教育體系在云南的確立，意示著云南平民文化教育時代的到來。

元明以來有關云南教育方面的材料不僅集中見于各種地方志中的學校志，也散見于各種正史、野史中。

至元十一年(1274)行云南中書省事的平章政事賽典赤為改變滇云之民悍戾、鮮知禮儀之俗，力倡教育，捐金買地，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于府治東南立孔子廟置學舍，建云南府學官，擇蜀中賢士為師。賽典赤和張立道從省城開始辦學，開創了一省學儒之風。隨后學校從省城向各地鋪開。至元二十二年(1286)張立道出任云南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創廟學于建水路，同年行省參政郝天挺建大理路廟學，趙傅弼任其教官。元代在云南建學校十余所。昆明縣利城坊人王升，擔任云南諸路儒學提舉，曾管轄大理、永昌、麗江、鶴慶、姚安、威楚諸路學庠。此外成宗大德間建有安寧州學、澄江府學、泰定間建臨安府河西縣儒學，至正間建的嵩明州、石屏州學，可知元代云南的學校主要集中在滇池、洱海兩區域兼及滇中南局部經濟發達地區。元代在云南設學后，也把科舉取士之制推行到云南。皇慶元年(1312)元政府詔令全國在冬十月開科舉士，規定云南舉額五名，但卻版籍無名，無人應試，直到后至元六年(1335)才有昆明人王楫在會試中中了進士，這是元代云南的第一個進士。終有元一代，云南只有五個進士，除王楫外，有李近仁、李郁、段天祥、李天祐。他們全為昆明人，這反映出元代云南的教育和科舉同內地相比還有相當差距，同時也反映出云南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性，元代云南文化重心已經從南詔大理的洱海移到了昆明。

明代統治者重視教育，不僅國子監規模宏大，地方官辦學校也比以往何時代都要發達。明朝統治云南三百多年，云南教育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云南教育體系日趨完備，不僅有越來越多的云南士子進入中央官學國子監中讀書，云南的地方官學也形式多樣，有府州縣學、社學、衛學、書院等形式，設學范圍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區，受教育的人數，特別是少數民族子弟受教育的人數日益增多，教育影響力達到頂峰。

明代云南地方官學教育是在元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軍平定云南后，首先恢復了一些毀于戰亂的元代學校，如云南府、臨安府、楚雄府學和河西縣學。到洪武末元代所建的儒學大部分得以恢復。同時又新設了一些府州縣學，如新建元江府學，在云南府新設晉寧州學;在大理新設趙州、鄧川州學和太和、云南、浪穹縣學;在臨安府設寧州、阿迷州學和通海河西、習峨、蒙自縣學。在楚雄府設安南州學;在鶴慶軍民府設劍川州學，使明代在云南設學有了較好的開端。以后經永樂、正統、景泰、嘉靖、萬歷各朝的持續建校設學，云南府州縣各級學校遍及瀾滄江以內的十六個府。據天啟《滇志》所載明代從洪武到天啟共在云南建有府學十六所、州學二十三所、縣學十所及順州、云州、元謀三處文廟。社學是古代在鄉鎮設立的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成化八年(1472)定邊知縣馮源廣建立定邊社學，此后路南州及廣通縣相繼建立社學，明代在云南設社學達一百六十處之多。社學多設在鄉村，有利于漢文化在基層傳播。明代為加強對邊疆民族地區進行控制，在云南設立衛所、屯兵駐守。英宗正統年間在云南設立了第一所衛學。隨后又設了平夷衛、六涼衛儒學。明統治者治理云南懾之以武，敷之以文，促進了邊疆文化發展和政治穩定。由地方官主創的云南眾多書院，并無唐宋時私家自由講學的特點，完全是一種官學教育。弘治十一年(1491)浪穹知縣蔡肖杰在縣城北建龍華書院，這是時代云南有確切記載的最早建立的書院。嘉靖三年(1524)巡撫王啟在云南府學西北建立了五華書院、這是云南歷史上第一座全省性書院，它的建立是云南高等教育的開端。明代云南全省共建書院五十六所。在這個教育的平民時代，云南的私學教育也有所發展。元明以來學校普及，有的人學業有成后，不樂仕進，都歸鄉教讀，或者仕途失意、告老還鄉，結社教授生徒、或設塾開館以謀生計，立家塾以訓后人。明以來不斷有謫戍官吏遷云南，他們也在同云南士子的交游酬唱中起著教育、導化的作用。在云南私學中以父子相傳，祖孫相繼式的家學教育最為普遍，云南府人傅澄，年少時從張英學《易》，自私門出任四川中江教諭，見其子良弼聰穎過人，便“絕意仕進，請老歸田課其子”，太和何思明一家更是四代出自私門的典范。官學、私學的相互鼓噪，造就了云南慕華風向知學的氣氛和禮樂融融的時代。一時間，家弦戶誦，就連一些曾經是不知禮義叛服無常的少數民族也能慕詩書遣子入學。明代的中央官學國子監就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子弟，一些土官也捐資建校，積極參與，協助地方官辦學。

明代云南的各類學校，以儒家的經典為教育內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為培養目標，同儒家思想結合得更緊密，明代云南教育也是典型的儒學教育。在官學體系中，國家給學校頒賜學田，制定學額、委派教授、訓導、學正、教諭等教職人員。教學內容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各求實才。生員習讀之書有《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周禮》《大明律》《御制大誥》《資治通鑒》等，社學講授《小兒語》《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等蒙學課本。生員每年有歲考、春秋釋奠先師。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謂禮部說：“云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斗之事，亦安邊之道也。”這番話反映出明統治者已認識到教育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于此也不難看出學校的創辦是為政治服務的。明代在云南辦學的根本宗旨就是讓入校在習的生員通過儒家的系統教育明了其言、行、忠、信、仁、義、禮、智等行為規范及一整套倫理綱常，并把他們造就成言行都符合封建道德規范的志士仁人，以服務于國家，從而達到以復變夷鞏固邊疆的目的。在教學中也貫穿了因材施教、啟發誘導、溫故知新、學思并重、循序漸進等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

平民教育的普及帶來的是舉業的興盛和文化的發達。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選貢始赴應天鄉試，當年有昆明人李忠、楊崇中試，永樂九年(1411)云南始行鄉試有洪誠等二十八人中舉，云南鄉試形成制度，三年一次，按照朝廷的統一規定開科取士。明代全省舉行鄉試八十一次，到天啟時云南府有六百九十七人中舉、大理府有四百七十五人中舉，有明一代云南靠內地區除廣南府外的十七個府都有中舉的人。

子曰：“言忠信，行學教，雖蠻貊之邦行矣。”明代儒學教育的有教無類，極大地促進了云南漢文化的發展和少數民族文化的繁榮。儒學以其不可抵擋的教化力沖擊著滇云士子粗樸的心靈，醞釀出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和震撼人心的文化變遷。從滇云士子的不知詩書到帶經躬耕，只要我們看到了這一變化，就能想見教育給云南社會文化的發展注入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步入蒼老之境的清代社會，舊的事物正在走向沒落，其衰亡征象日益鮮明。但疾駛的歷史車輪仍以其不可遏制的慣性驅動著偏遠的滇云之域進入又一個文化高峰期。清代的云南教育在暮垂之中仍勃發出盎然生機。清康熙六年(1667)將原臨安府所屬的教化、王弄、安南三個長官司地區新設為開化府行政區，在該府建儒學。平定三藩和改土歸流后，云南學校不斷增多，由明代的六十余所發展到一百余所，而且呈現出由腹里地區向邊遠地區，由壩區向山區、少數民族聚居區擴散的趨勢。康熙四十四年，麗江府改流后建立了麗江府學，順寧府也在改流完成后設學。乾隆二十四年建中甸廳學宮，以后緬寧廳、龍陵廳、維西廳、安平廳等滇西北、滇西南邊區興建了學校。義學也叫義塾，是一種蒙學教育，教學內容主要讀書、識字、習禮、明義，經費靠官紳捐贈或靠學田收租。雍正三年威遠開辦士人義學，這是云南開辦較早的少數民族義學。雍正五年朝廷批準東川等地建土人義學，選聘塾師，先招一些熟番子弟來學，每日與漢族兒童相處，學習《圣諭廣訓》及《詩》《書》等，學有成就的令其回鄉教誨生番子弟。教夷人尤切于教漢戶時期，此種教學方法切合少數民族實際，對少數民族子弟學習漢語、習漢族禮儀確有成效，今元陽境內的阿邦鄉，在設義學后風氣漸開，人知向義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從康熙到光緒的二百余年間，云南府、州、縣、廳設義學近七百所，從城鎮到鄉村，從壩區到山區“因土制宜、隨方設學”，義學在普及漢文化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學校教育中處于較高地位的書院，在清代也有新發展。康熙二十四年云貴總督蔡毓榮、云南巡撫王繼文在南門外慧光寺左創辦育材書院(又名昆明書院)，康熙帝手書“育材”二字匾額，賜給書院，以示褒獎。這是清代云南創建州縣書院之始。以后全省或修復或新建書院達二百四十余處。雍正九年，總督鄂爾泰改建五華書院，并將賜給他的《古今圖書集成》貯五華書院。以“廣遠士學識”，書院藏書萬余，成績斐然，在歷年的鄉試中獨占鰲頭。光緒十七年總督王文韶、巡撫譚鈞培創建的經正書院，其設置和五華書院相仿，主講席者都是品學兼優的名儒學者，所造就人才，盛極一時。五華、經正、育材三大書院在清代云南百余所書院中名噪一時，成為清代云南教育中的一大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