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湖文化·獨具特色的衣食住行與風俗信仰

先秦時期兩湖地區的先民是楚人，他們生活的環境、文化面貌與中原及其他國家都頗有區別。楚人平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習慣和風俗信仰應是最能反映楚人特點的，對楚人的這些日常生活習俗，文獻中的記載廖廖無幾，可喜的是，近些年楚墓中發掘出來的大批文物，為人們了解幾千年前楚人的生活，提供了考古學依據和推測線索。

從出土文物中發現，楚人的服飾質量精良，顏色鮮艷而且種類比較齊全。楚人的服裝大體可分為四類，即長袍、短衣、裳和袴。從長沙出土的兩幅帛畫中可以看出，楚國的長衣無論男女，從外形看，都是寬袖博袍，袍的下擺向上翻卷，衣長曳地，衣領有緣，右衽。服飾形象表現得比較完整。馬山一號墓出土了十一件這樣的袍，袍的下擺為直裾，看來這是貴族穿著的服裝。從出土的彩繪俑所著衣上，可以看到另一種式樣的袍。長沙出土的木俑和帛畫上繪有一種袍，袍的下擺一角為三角形，它從身體的下身前方往身背斜上纏繞一層或兩層到腰間，然后用腰帶系住，這是一種曲裾式的長袍。江陵馬山一號墓出土的木俑也著這種袍。它與此墓中出土的墓主人所穿之袍下擺呈不同的樣式，看來這是奴婢或歌舞的伶人所穿的。有學者認為這種袍應稱為深衣。

短衣多為楚人田獵或勞作時所穿，貴族也可作休閑服來穿。江陵馬山一號墓中出土一件高領右衽直裾的短衣就是這種樣式。另外從河南楚墓中出土的錦瑟圖案上可以看出，獵人身穿貼身短衣，右手持弓，左手張弦，作射箭狀。這一材料可以證明，與河南同屬楚文化范圍的兩湖地區也應該有這種短衣。

裳一般指與上衣不相接的裙，類似于今天的圍裙。河南出土的錦瑟圖案上的射獵者，下身所穿的銀灰色圍裙，就是這種裳。江陵馬山一號墓中也出土了兩件，形制為腰身稍窄、下擺稍寬的短裙樣式。馬山一號墓出土的四件木俑上也彩繪出這種裳來，曾侯乙墓的編鐘架上六個銅鑄武人穿的也是上衣下裳的服裝。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這種裳不論什么人都可以穿。

袴應與裳同列，也稱脛衣，與后世所出現的褲子相當。袴穿在裙子或袍子之內。馬山1號墓出土綿袴一件，包山2號墓漆奩漆畫上的人物也有著袴的形象。這種袴今稱之為套褲。馬山1號墓的袴由袴腰和袴腳兩部分組成，袴的兩襠互不相聯，后腰敞開，與開襠褲相似。故而它應與裙和袍配在一起穿。

除這種常見之服飾外，楚人還有一些不常見的服飾，如披。據史書記載，楚王在下雪之天披著翠色的羽毛裝飾的“被”出門，這“被”就是與后世所用的披風相同的服飾，“被”即披的意思。披在考古中未有發現，或許是因為它僅僅局限于楚王或楚國王室成員所用的原因。

無袖短衣在荊門包山2號墓的一件彩繪漆畫上有一伏地跪迎車主的男子身著此種服裝。它穿于袍之外，長及腰部，與現今的背心相類似。

楚人的衣服上都系有腰帶。腰帶有兩種，革帶與絲帶，即“男鞶革，女鞶絲”(《禮記·內則》)。出土文物中也恰好有這兩種腰帶出土。長沙楚墓中出土一件涂黑漆的革帶，帶上附有緊插的象頭形小帶鉤一個。革帶發現僅此一件，但帶鉤卻在楚墓中屢見不鮮。絲帶出土于江陵馬山1號墓，它系在死者外層綿袍的腰部，在腰前部系成活結，腰帶左側系組帶，穿系佩飾。楚人男男女女都好細腰，因此，腰帶就成為服飾不可少的一部分。

楚國的男子喜歡戴帽子，因而對冠特別講究。楚人的帽子也有自己的特色。《左傳·成公九年》記載，晉侯看到軍府里的楚俘鐘儀，便問手下人，“南冠而縶著者誰也?”這里所說南冠應該就是楚式的帽子。楚式帽子有幾種，其一為切云冠。切云冠名稱的來歷見于屈原《涉江》中：“冠切云之崔嵬。”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上的男子，頭上戴的就是一頂切云冠。冠緊蓋發髻，兩側有纓，系于頸下，中部收束，上部呈卷曲狀，下部前端有一T形飾物。荊門包山二號墓的漆奩上所繪人物也有戴切云冠的。

圓緊帽形制扁平而小，能緊蓋住頭頂發飾，兩側有纓，在頸下打結。長沙楚墓中的木俑常戴這種形制的冠。這種帽應為身份低下人所戴。

凸圓冠在馬山一號墓中出土一件。這種帽子的形制為展開后呈不規則圓臺形，折疊時前高后低，頂部外凸，正中露一大孔，帽的后部有一橫縫，中間縫兩小塊絹，把縫分成兩小孔。帽后里側有二組束帶，應為冠系。帽面和里皆用絹，緣用錦。楚國女子一般不戴帽，這頂帽子出土于婦女墓中應該是中老年婦女為御寒所戴(張正明《楚文化史》)。

長冠也稱高冠，楚墓中無這種文物出土。但據唐代《通典》上記載說，長冠是漢高帝采楚制而戴的冠。長沙馬王堆1號墓有這種文物。

楚人所穿的鞋子有麻鞋和皮鞋兩種。麻鞋出土于江陵馬山1號墓中，共三雙，這種鞋的外形和當地農村自制布鞋相似，但略顯肥大。鞋用大菱紋錦做鞋面，前端近圓形，側視呈緩坡狀;表層用麻布，里層用草編結，鞋口和鞋幫加錦面和綈面;鞋底為麻線編結。

皮鞋出于長沙戰國楚墓，有一只保存尚好，其外形和農村自制老式平口布鞋有點相似，與麻鞋基本相同，只是前端凸起略高，近乎方圓形，帛面，牛皮底。文獻中也記載楚王穿豹皮做的鞋子，但平民也可以穿。長沙出土這雙皮鞋的楚墓，顯然只是下層貴族或一般平民之墓。

楚人還用皮革做手套，江陵出土一雙五指手套，長28.5厘米，皮質柔軟，與現代手套式樣無多大差別。

楚人好華美之服，喜愛錦上添花，在衣服上佩戴一些精美的裝飾。男子喜歡佩劍，這不僅是尚武的標志，后來也成為男子衣著的一種裝飾。此外，楚人還喜歡佩珠、玉和琉璃器等裝飾品。湖南楚墓出土了大量琉璃器，琉璃珠等等，出土的木俑身上常常就佩帶這些裝飾物。

漢代的服制在不少方面承襲了楚制。長袍仍然是主要的長衣，馬王堆1號墓出土了十一件曲裾長袍，交領右衽，和楚墓出土毫無二致。短衣為直裾袍。劉邦喜歡這種短衣，《史記》記叔孫通見劉邦時，改穿楚制的短衣，劉邦看到后很高興。短衣有與馬山1號墓出土的文物相同的下裳，即裙。漢代人的帽子也是承襲楚人，劉邦喜歡楚服楚帽。《通典》記載劉邦喜歡的長冠形制為，“形如板，以竹為里，亦名‘齋冠’，后以竹皮為之，高七寸，廣三寸，后人謂之鵲尾冠也”。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中的帛畫上有兩個男子和男俑都戴這種帽子。

楚文化發展到頂峰的時候，楚人的生活，尤其是貴族的生活也就隨之發展到窮奢極欲的地步。平民和貴族的日常飲食是物質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標志。兩湖之地處于長江流域之濱，自古楚人就有“飯稻羹魚”的習慣，即吃米飯，喝魚湯，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今天，以稻米為主食，以魚蝦為日常小菜。但楚人的糧食不止于稻米，還有稷、麥、豆、小米等等。日常的蔬菜，從楚墓出土的實物看，有南瓜、藕、生姜、小蔥、葫蘆、花椒等等，楚人尤其喜歡菰果、苴菜和蒿蔞;果品類有柿、栗、杏、棗、梅、櫻桃、菱、蓮、荸薺、梨。果品類比蔬菜要出土得多一些，可能是水果比蔬菜更珍貴，因而多用來隨葬。肉類，楚人以魚為主，輔之以各種家禽、家畜和野味。經常食用的肉類有豬、羊、牛、雞、鴨、鵝、犬、鹿、雁、龜、鵠、鳧、鴻、鸧、鶉、雀、鴿等等。楚人還喜歡食熊掌，當然只能是貴族享用。屈原楚辭中記載的肉食品種比楚墓出土的更要多出一些，共計三十四種。楚人的烹調方法多種多樣，也頗為講究，從屈原的楚辭中可以看出不少楚人的烹調方法，主要有烹、煎、膗(即做成肉羹)、炙(烤)、蒸、醢(剁成肉醬)、膾(切成肉片肉絲)、胹(熟烹)、臑(煮爛熟)、臇(小切而少汁煮)、炮(泥涂于羊羔上然后用火烤熟);調味品以辛、辣、酸、甜、苦為佳。楚人喜歡飲芳香清涼的飲料，夏日喜歡飲冰酒，這與兩湖地區氣候炎熱有關。這種調味特點可以消暑解渴，刺激胃口，幫助消化。

楚人也喜歡飲酒，但必須是清純甘冽的用苞茅草過濾過的酒，有時楚人也加進香料或其他配料，如蜂蜜等。

楚人不僅飲食講究，而且飲食所用的器具也十分講究。從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不光是諸侯級、大夫級的貴族有大量各種各樣的精美食具，就連下等貴族或一般平民也都有幾件上好的食具隨葬墓中。這主要是青銅器和漆器，也有陶器。青銅制品可分為食器、水器和酒器三大類，大型楚墓中的簠、敦、盞、盒等食器制作精美。酒器也進化到更高級的地步，除了有壺以外，還有勺、長勺、瓢等。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件冰酒鑒，就是專門用來冰酒的器具。漆器則日益走向富麗、精致、華貴，有耳杯、盒、卮、豆、盤、鈁、酒具盒等。漆器的形制變化得更具藝術美感，如彩繪鴛鴦豆就完全是一件藝術品。飲食器具的崇尚華美精致，反映出楚人喜好美食，也善烹美食，并由此愛屋及烏，把飲食器具也做得如飲食一樣精美。

漢代飲食有繼承楚風的特點，也善烹調，重食具。據馬王堆1、2、3號漢墓出土的食物殘骸和竹簡記載，飲食品種高達一百五十種之多，可分為農產品、肉食品和飲料三種。農產品有糧食、瓜果和蔬菜三大類。肉食品種類有獸類、禽類、魚類，共計三十多種。飲料有出土的四種酒，飲食器具有陶器和漆器兩類。

在出土的食品中，以水稻為最多，餅制品也是由稻米做的。調味品中有蔥、姜、酒、桔皮、花椒、茱萸、豆豉等，反映出漢人也喜歡酸、辣、香的味道的特點。在烹調方法上除有楚人之特色外，也融合了北方的烹調特色。漢代的飲食，尤其是漢代兩湖地區的飲食主要以楚風味為主，同時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技藝。

兩湖地區的飲食特點多半是適應地理和氣候環境，以及動植物種類而產生的。盡管經過幾千年人世滄桑的變遷，但這種飲食習慣卻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至今這兩地的居民仍然喜歡辣、酸、苦、香等味道，尤其是湖南對辣味的喜好，是亙古難變的習慣。

楚人的房屋建筑，至今已無遺跡存在，從屈原的楚辭和歷史文獻的記載，以及民俗的遺風中，我們可以窺見楚人宮室的華美，可以想見民居的外形和一些園林游宮的建筑概貌。

屈原在《招魂》中有一些關于楚人宮室的描寫：宮殿依山傍水而建，殿堂高峻，室宇幽深，依憑山勢修筑，層層石臺上架設累累的木榭，與山峰并高。宮殿里面有冬天住的溫室，又有能避暑氣、涼風習習的寒室。殿內有涂著朱漆、雕有網絡花紋的木窗和刻著花紋的庭柱，屋梁上還繪有各種彩色圖案，真可謂雕梁畫棟，美不勝收。內室有用光滑的石頭壘砌的墻壁，還用細軟的綢子作壁衣，掛在墻上，天花板上也髹了紅漆。房間內的擺設當然就更華麗富貴了，有翠羽裝飾的玉鉤，雕花的笭床，上鋪綴滿珠寶的輕軟的錦被，和擺設著應有盡有的珍寶古玩。殿外是有迂回曲折的小橋流水的庭園，里面還種滿奇花異草怪木，香氣陣陣，直沖殿內。屈原所描寫的是楚國發展到鼎盛時期的宮殿建筑，但在春秋初期，楚國卻不是這么奢華的，大多只修了一個高度能夠閱兵和觀天的土臺子。直到春秋末期楚靈王時期，楚國的臺榭就修得又高又大又美麗了。史書上說，靈王登臨此臺要休息三次，可見其高;臺修成后靈王要收羅逃亡的奴隸進去住，可見其大;伍舉與靈王登此臺時說它有彤鏤之美。(參看張正明《楚文化史》)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潛江終于發現一處楚層臺建筑的基址，多數專家認為，這就是楚靈王時所修筑的章華臺。章華臺的地址選在荊江三角洲上，有水陸之便。面積約有二百二十萬平方米，第一層是夯土臺基，第二層是磚坯臺基，是高臺建筑，這二層相差兩米多高，而第一層比第二層面積要寬大得多。宮殿遺址上現在還能看到當時的建筑痕跡，宮殿的上層臺基上有東側門、貝殼路、居住面和散水等等，西邊也有門。東邊和南面的兩條一米多寬的貝殼鋪成的路，貝殼排列緊密，擺成人字紋。居住面的遺址上有一至二厘米厚的堅硬的紅燒土，大概是宮殿內的地面構成。 臺基上有紅色磚��壘砌的圍墻，現存平均高度為二米。還有六個大型方柱礎穴，直徑一米多。在建筑基址上還發現有灰色瓦當、禊形吊線磚、殘銅門環等等，瓦的形制是筒瓦和板瓦，這是發現最早的用瓦和用磚的記載，表明宮殿已采用磚瓦作為建筑材料。遺址僅僅只發掘了很小一部分，但就這一遺址本身和已發掘的建筑痕跡看，它是目前所見僅次于楚都紀南城和楚皇城的大型遺址，宮殿基址規模可觀，表明這里是一處楚國宮殿的基址。

楚人的房屋建筑還有一種形式，即吊腳樓。通常稱為干欄。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圻春地區發現過西周時期干欄的遺跡，后來又發現湖北光化發掘出的西漢墓中有干欄式棺槨。干欄的形制大多為木制，房屋之下立有木柱，使房屋底層與地面隔開一定距離，以避免潮濕。古代兩湖之地由于湖泊眾多，地濕多雨，因此，楚建筑以干欄與庭相結合成為房屋建筑的明顯特色。

楚人房屋內很早就開始使用床，楚墓中出土不少笭床，俗稱“雕刻花板”，是放在棺中供死人躺臥的床笫。這實際上是墓主人生前所用的床簀或“笭突”在棺內的一種仿效和移植形式。這種床在生前和死后的作用都是一樣的，它起防潮和供躺臥的作用。荊門包山楚墓中出土的一件雕花笭床呈折疊式，打開來還有床腳可以撐開。《戰國策》上記載楚王曾以象牙床贈送給齊國的孟嘗君，這種床是非常華貴的。

對于楚國的城市布局和設計、規模，我們還可以找到一些資料，略加說明。已經發現的楚城遺址，最大的是江陵楚都紀南城。紀南城位于江陵縣紀山之南，離今天的縣城五公里，東鄰諸湖，城區海拔高于荊州城約十米，地形向東南傾斜，城內面積約十六平方公里。城垣的形狀為“削折城隅”的鈍角式，即將城的東北，西北、西南切直角相交變成鈍角相交，這樣就消除了視線上的死角，擴大了視野，便于城的防守。城內已確知的夯土臺基有八十四座，其中有六十一座密集于東南部。這里應該是王宮和貴族官僚的居住區。城區內除發現墻垣每邊都有城門外，還發現了七處水陸城門，其中西垣水門分三個門道，可容納三條船并行。三門道水門的主體建筑有四排支柱支承，實際上是排架式橋墩與板式基礎的結合，這種建筑形式無論在力學理論還是建橋技藝上，都是精微的。(參見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城內發現有四條古河道，其中三條交匯于城中，既可排泄污水、雨水，又可以作城的天然分隔界線。紀南城的這種布局規劃，既符合水鄉特色，又宜于監視、防守來犯之敵，還利于城內居民的生活，是一處布局十分科學與合理的古城遺址。

經濟與貿易的發展促進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交通與道路的發達，以及交通工具的先進。

楚國的交通分為陸路和水路。春秋戰國時期陸路交通已打通向北、向東、向西的路線。向北主要是由今襄樊直通南陽盆地，即文獻上記載的楚方城和葉縣之地，向北而出就進入中原。楚人多次伐鄭，或與晉交戰，走的就是這條道。向北還有另一條路線，大致是今河南鄢陵縣西北，由此北上，可達晉地。此外，還有一條從陳國通往宋國的通道。(參看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春秋時期，楚國與中原爭霸，鄭國是重要的籌碼。因此，出方城，過汝水、穎水進入鄭國就成為楚出入中原的重要一關。

向東也是楚軍事擴張和商業貿易的重要路線。春秋早期，楚人著力經營漢東，以期向東擴展，因此，隨棗走廊成為主要的干道，隨后，再從東北出義陽三關，沿淮水北岸展開。春秋時期的吳楚之戰就是在這一條通道上展開的。

向南主要是以水路為主要通道。安徽壽縣發現的鄂君啟節上記錄了楚與南越相通的路線。

向西，由襄樊北上，進入丹江，再沿丹江河谷而上，經丹淅、鄀(今河南商密)出少習(今河南商縣武關)，然后進入秦統治的渭南地區，這是楚秦交往的主要通道。

楚國重要的水路都包括在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的舟節上，它記有一條向西北路的航線，從鄂(今鄂州市)出發，穿過湖北鄂城與武昌之間的湖泊，而后自今鲇魚口穿過長江，進入漢江水道，上行到達今襄樊，轉入唐白河、白河，再轉入棘水到棘陽。或者由棘水返回，再進入白河的支流鴉河，往上可到達南陽，從與白河并行交匯的唐河航行，可以到達今河南的社旗縣。

船隊從漢江回航后，順東下走東路航線，最遠可到安徽南部，長江北岸。船隊再由東往西上，為西南路航線，從長江進入湘江，再進入資水、沅水、澧水、油水，這條路線可直接到達廣西全境。西路航線如果溯長江西上，經由江陵折入內河，可抵達楚郢都。戰國楚頃襄王時期，還派遣莊��從沅水伐夜郎，即經貴州入云南。楚人憑借水道的優勢使擴張戰爭如虎添翼。楚國的全部水路大致包括在長江、漢水兩大主流上，并涉及眾多的支流，四通八達，形成了聯網式的水路交通。

三國時期，蜀吳兩國在長江流域的開發，使其經濟開始上升，適應戰爭需要的航運業得到較快發展。南北朝時，經濟重心移到南方，長江中游的湘江、沅水、漢江流域的部分地區，成為南朝的重要糧食供應地。長江如同紐帶把這些地區聯系在一起，糧食的轉運更多的是依靠長江的航運。唐代長江中游的航運交通更加發達，長江上、下游的航運以荊州為重要的轉運港。由于荊州以西，江面變窄，而且水急灘多，出入巴蜀行經三峽之船，必須船體頭尖身窄，可以不掛風帆，而用櫓和背纖，而荊州以東江寬風大，又無險灘，所以航船船體寬平，船頭方寬，可鼓帆而行，因此，上下游的航行必須在荊州中轉換船。隋唐時期，南方的物資仍是王朝統治者開支的重要來源，為更好地利用江漢航道，隋唐時期大運河的開鑿，溝通了黃河、淮河與長江流域，形成了以運河和長江為干線的南北東西交通航線，尤其是長江中下游漕運的增多，更刺激了航運的發展。而后北宋時期又鑿通了荊襄運河，運河從江陵至漢江獅子口，聯系長江與漢水，使四川的物資可以直接從江陵轉運漢水，以免走漢口之路，縮短了航運路程。

明清時期，江漢航運的優勢進一步發揮，湖北的漢口溯長江可直達四川、云南、貴州，溯漢水則可直達河南、陜西、甘肅，與湖南也可航運互通，十分方便。同時宜昌成為扼荊襄之門戶、川楚之咽喉，通聯兩湖、四川、江浙等水運線的天然倉庫。水運線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大動脈。

楚國陸上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馬車，民間也用牛車。車大致上可分為戰車和安車兩大類。戰車用于作戰，其形制為適應戰爭而設計，車箱較小，車轅較長，兩輪一軸，一衡，衡上安鑾鈴。車箱四壁用木條組成欄桿。有的戰車欄桿外鑲有八十塊銅甲板。車上一般只有三名甲士，包括一名御手，兩名武卒。

安車指非軍用車，是用于載人、載貨和傳遞郵件的車子。車箱比較大，分前后兩室，前室為駕駛室，后室載人，一般可坐八至十二人不等，有的華貴車子頂部還覆蓋著華麗的圓拱形車蓋。

除車以外，戰國時期也以單騎馬為交通工具，戰國中期時，楚國已把馬用于戰爭，組成為騎兵部隊。

水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春秋時期，楚國的船比較小，春秋晚期以后，楚人的船只越造越大，種類也日益增多，有開窗戶的船，有兩舟聯在一起行駛的稱為“舫”的船，還有三舟并在一起航行的稱為“舿”的船，舿即舸的古文。如按郢都紀南城內水道的寬度計算，3.3至3.4米寬的門，大約能通行2.5米左右寬的船只，那么這就是楚國船只的大致寬度。如果航行到寬闊的江面，三只船相聯起來并行，其寬度也是很可觀的。船上的構件有短槳，即“楫”;有小楫，即“橈”;有榜或棹，棹也叫作櫂，也是搖船的槳或櫓;有舵。楚國船只很多，當時作商業貿易用的船，多的時候一只商船隊可達一百五十艘，這種龐大的商船隊，在二千多年前大概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

楚國的船只不僅用作商業貿易或渡河的交通工具，還用來作為打仗的戰船，戰船分上下兩層，下層容納劃手，上層裝載將士。

古代民族之間的差別是受當地物質條件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又受人們思想認識和心理狀態的支配，這種差別概括起來就是風俗和信仰。兩湖地區古代居民介乎華夏和蠻夷之間，既有自己民族獨特的浪漫而淳樸的民風，又在不斷擴張中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因而其風俗信仰異彩紛呈。

信神。楚人崇拜的神包括兩部分，一是祖宗之神，一是自然之神。這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有時還合為一體，這便是楚人的特點。楚人崇拜的祖宗之神首先是他們奉為始祖的祝融，傳說祝融曾在帝嚳手下作火正之官，即管理天文歷法方面的事物。古代的火與天上的太陽在古人心目中是相通的，他們崇拜火，同時也崇拜太陽，他們尊崇自己的祖先火正，即火神，也就是尊崇自然之神。

除祖宗的化身火神之外，楚人還崇拜眾多的自然之神，有天體之神，以及神化了的人，如風伯、雨師、日御、月御、山神、水神、司禍、地宇、土伯、東城夫人等。這眾多的神都是楚民族自己的神，它們大多出現在楚辭中，少部分見之于出土竹簡中。

楚人對于別的民族崇奉的神也不持排斥態度，有時還樂于為他們唱唱贊歌或祭禱一下，如北方諸夏之神高辛、軒轅、宓妃等，和南方夷越之神伏羲、女媧、湘君、湘夫人等等。

重祭祀，好巫音。由于信神的原因，楚人因此重祭祀，好巫音。《漢書·地理志》上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漢代楚辭專家也說，楚國在沅湘之間，風俗為信奉鬼神，而好祭祀，祭祀的時候一定要唱歌跳舞來取悅于神。屈原在流放沅、湘之地的時候，看到當地人祭祀鬼神，覺得他們所唱的祭祀歌曲詞句太粗俗鄙陋，于是為他們寫了《九歌》。由于祭祀具有一定的禮儀或儀式，所以唱歌曲也需要一定技巧，同時還要能溝通人神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有很高的智慧和德行，于是就出現了在祭祀時專門擔任與神鬼打交道的巫。巫有男有女，男曰覡，女曰巫，但統稱為巫。他們被認為能聽懂或理解鬼神的意旨，能聯系人鬼神之間的關系，因此，他們具有很高的地位。楚國的國君尊崇巫，甚至于把他們當作國寶，對天地之事、祭祀之事都要向他們請教。

楚人祭祀的對象很多，除祭神外，首先要祭祀祖先，后代如果不祭祀祖先，是要受懲罰的。二是祭山川。所祭山川也必須在楚境之內，代表著楚君的社稷。巫除了在祭祀時出現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出現，如遇到要靠天命來決定某事時，也請出巫來占卜，尋求答案。楚共王對立哪個兒子為王拿不定主意，于是請出巫師占卜，求教于鬼神。由于祭祀活動的普遍盛行，因此祭祀時所唱的歌也廣為流行，巫舞受到人們的偏愛。《九歌》中記載了楚人邊歌邊舞祭祀的場景。男男女女打著鼓，合著緩慢的節拍低低地吟唱，一邊還吹著竽和彈著瑟由高音領唱。神靈在陣陣巫音中，穿著華麗的服裝，帶著一身香氣來到祭祀的堂上。眾人更加起勁地唱起來，神靈于是非常高興。在唱歌的同時，還有裝扮為巫的男女在樂聲中翩翩起舞。由于巫音的盛行，以至于當有國君不盡君道，耽于音樂時，就有人把罪加到巫音之上，說巫音為亡國之音。這其實只是一種為君王開脫罪名的托詞。

尚赤，尚東，尚左。由于崇拜火神的原因，楚人特別偏愛紅色。在有關楚人的記載中，紅色屢屢出現，如楚莊王愛穿寬大的紅袍子，楚宮殿愛用赤漆彩繪。出土文物中，漆器以紅色為基調，鳳鳥均涂紅漆，棺槨上內壁全漆紅色，外板也尤以紅色為亮。由于拜火崇日，因此楚人尚東，東方為太陽出來的地方。楚人最崇拜的天神和日神均冠以東字，“東皇太一”、“東君”。楚人死后埋葬，頭部向東，這便是死后靈魂歸于祖先的懷抱之意。

楚人尚左。《左傳·桓公八年》記有楚隨交戰時季梁對隨侯說的話。他說楚人以左為上，君王必須也在左邊，這是季梁以隨侯與楚相對而言，因此隨侯的左應是楚王的右，這樣才可以避開楚軍的主力，免于被滅。楚人官吏中有左右之官多種，曾以左為上，如左司馬、右司馬、左尹、右尹等，軍隊中左軍右軍也以左為上。

圖騰崇拜。楚人尊崇的圖騰是鳳鳥。從楚墓出土的文物中，鳳鳥已成為司空見慣之物，有漆器鳳鼓架，虎坐立鳳，漆器上繪鳳鳥，絲綢上織鳳鳥、繡鳳鳥，木雕上刻鳳鳥，帛畫上畫鳳鳥，屈原的楚辭中也有大量描寫鳳鳥的詩句。楚人對鳳鳥十分推崇，但對龍也不抱惡意。很多時候，龍和鳳鳥是同處一體的。楚辭中有大量虬龍的描寫，出土的文物中龍也常常與鳳在一起。如絲綢上的龍鳳花紋、龍鳳繡，江漢地區還曾在新石器時代一座墓葬中發現一條用貝殼拼成的完整的龍。長沙楚墓中出土的帛畫以龍鳳相并而立，還以龍為舟，主人神清氣爽地立于龍舟之上。楚墓出土的青銅器上也不乏龍鳳裝飾。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件失蠟法澆鑄的尊，上面就全是蟠龍紋。可見楚人信仰中，鳳與龍孰尊孰卑，是難分伯仲的。

看重魂魄安定。楚人對死后靈魂的安寧看得十分重要，在葬俗中他們要將死者的頭朝向祖先出生的地方，以求靠近祖宗，得到他的保佑。他們相信死后靈魂得到安寧的最好辦法是上九天云霄。因此，在墓中隨葬有導引墓主升天的帛畫，或導引升天的具體物象。有學者認為，它是“鎮墓獸”。到漢代，兩湖地區的墓葬中又出現了一種畫象石，上面刻有青龍、白虎、朱雀等圖象，這正是二十八宿分為四方的各方代表，也是天上星座的名稱。可見這種畫象石也有祈望墓主升天之意。同時，民間還有為死者或即將死的人招魂的習俗，屈原曾作楚辭《招魂》，就是招懷王之魂。

念祖，愛國，忠君，尚武。楚人的先民在強者的夾縫中頑強地生存下來，終于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數不清的曲折坎坷中，楚人的先民養成了不屈不撓，以民族利益為上的傳統。正是這種頑強的民族心理，才使楚國一步步走上大國的地位。楚人對自已的祖先懷有非同一般的感情，他們把先祖之地奉為圣地，因此慣于用舊居之名來命名新居，并且對不祭祀祖先的后代以滅其封地作為懲罰。楚人念祖，因此也形成了愛國忠君的傳統，歷代的部落首領或君王，都以為國家的振興出力多少作為是否對得起祖宗的標準，如果是平庸的君王，也不做辱國之事。楚懷王雖然一再昏庸誤國，但是卻寧愿囚死秦國而不賣國。楚國的將帥，如果戰敗，往往自盡以謝國人和君王，平民百姓也不忘時時維護自己國家的尊嚴。有一位伶人名叫仲儀，被俘到晉國，仍操南音，戴南冠，當晉侯向他打聽楚王的事時，他盡管身陷囹圄，但絲毫不卑躬屈膝，沒有為取悅晉侯而損壞國家和君王的行為，使晉侯也為之感動。

楚人是在與列國的交戰中強大起來的，因此，楚人把尚武當作自己的傳統。身為國君，如果息民五年還沒有戰爭的舉動，就被看成是忘了先君的大業，他們認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楚武王年老體衰，疾病纏身，還要抱病出征，結果死在征程中。文王的看門人因為文王出師未捷。就關上城門，不讓他入城，直到他再次出征，死于途中。看門人因此而自盡為文王殉葬。楚國幾乎有近一半墓葬中發現有兵器隨葬，成年男子人人都有武器隨葬，最多的是劍。劍不僅是他們的武器，也成為男子的裝飾品，楚國男子以佩劍為美。楚辭中有“撫長劍兮玉珥”之句。

喜美食佳肴。楚人生長于物產豐饒的長江中游，這里湖泊眾多，山林幽深，珍禽異獸、水產魚蝦種類豐富，楚人鐘愛這些物產，也十分善于將它們烹調成美味佳肴，以飽口福。楚辭《招魂》和《大招》中羅列了種種精美食物和烹制它們的各種不同方法。楚成王臨死時，請求煮熊掌給他吃，這一方面是為拖延時間，同時也是因美味佳肴誘人，臨死之前想再吃一道好菜。

古樸浪漫的婚俗。楚人在婚姻觀上較少禁忌，婚前男女交往自由，暮春時節，男女可到云夢之地去尋偶追歡。婚姻不重門第，楚王可以娶鄉間女子為妻，鄉間女子也可以追逐國君求歡。但到春秋中后期，這種自然的婚姻逐漸被政治和禮法所束縛，婚姻的自主性逐漸消失，貞潔觀也開始出現。

此外，楚人風俗中還有男子喜歡蓄長須，即后世的美髯公。男子和女子都以細腰為美。喜歡戴高冠，佩戴華麗的飾物。房間里的家具喜歡低矮，幾、案、床均為矮腿。房間里重裝飾，除房屋雕梁畫棟以外，還擺設造型優美，格調雅致的青銅、木雕、漆器等各種裝飾品。

秦漢以后，兩湖之地仍保留著許多楚人的風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顯示出漢人好巫之風不亞于楚人。墓中有奇幻瑰麗的帛畫，與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大同小異，都有神靈引導升天之意。漆棺光怪陸離的彩繪，有與楚墓中相同的“鎮墓獸”，還有眾多的奇禽異獸和千奇百怪的人像。

漢代的飲食習俗也具有濃厚的南方特點。馬王堆墓中出土的五谷以稻谷為最多，連餅也是用大米所作。遣冊中記載的食物，魚類品種繁多。

楚人招魂的習俗至今仍在兩湖地區流行。在湖北的南漳縣發現了端公招魂儀式與全套經傳，其歌詞與楚辭《招魂》極為相似，基本程序是：迎鑾，接駕，請神，安位，造篩盤，招魂，遣瘟，送神，等等。(參看杜棣生《楚辭·招魂與民俗》，載《楚學論叢》，江漢論壇編輯部)。

楚人的祭神巫舞也一直流傳到現在。湖北谷城縣曾是古代荊、豫、雍、梁四州風氣交匯之地，端公舞是當地民間歌舞的一種，端公是對巫師的貶稱，巫師自稱為“高公師”。這里的人在祭祀山神、土地神或其他神時，往往十家八家共組成一個祭神的社，共請巫師作歌舞;以取悅于神靈。端公以比干為文財神，這是楚地巫教的特色。祭山神時多在夜間，端公以舞青龍偃月刀和舞火為主，舞火可能是楚人尚火的遺傳。(參看杜棣生《谷城端公舞源流初探》，載《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宋朝時的大文學家歐陽修曾作詩論襄陽風俗，有句云：“游士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月半。”(《歲暮書事》)由此可以看出，野巫歌舞的風氣從上古傳到中古，而后又流傳到今天，可見民間風俗生命力之強。楚巫遺風在楚裔系族及楚故地長期流傳，在他們舉行的重大祀典及其史詩古歌中表現得很突出。一般來說，各民族都有一些重大祀典，但北方較簡樸，南方則繁縟而又巫風甚濃。一些史詩古歌大多由巫師主唱或主舞，如苗族的《儺神起源歌》，土家族的《擺手歌》，大洪山區的《善歌鑼鼓集》等，大多是神奇怪誕、豐富瑰麗的古老歌舞樂曲，由巫師唱或舞來娛神。還有民間在還愿儀式中唱誦的歌曲或韻文，巫風色彩更為濃厚。

兩湖地區至今還保留著請神問卜的習俗，據湖北《孝感縣志》記載，正月十五日民間大多請神問卜，所請神大多是與民間下層人民生活很近的、身份卑賤的神靈，這與先秦所祭神靈也許相去很遠，但這種習俗中卻反映了祭祀神靈之風的盛行。問卜則主要是預測未來，有時也單獨進行。

驅疫禳災也是楚人信巫的一種表現。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端午節起源于屈原之前，最先應是民間驅疫禳災和采藥蓄藥的節日。后來加進了紀念屈原的內容，但民間大多數地方仍保留了驅疫禳災這一內容。如五月五日喝雄黃酒，戴裝有香料的香囊，和在門后插艾葉以避邪氣;有的還要點黃煙爆竹熏住房，小孩穿五毒衣等等，都是民間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自覺驅疫禳災的習俗，它的源頭就在幾千年前的楚俗里。這些作法其實并非完全迷信，南方一般氣候溫暖濕潤，一遇天暖，容易滋生各種病菌，因此在夏天到來之前，人們用各種民間藥方驅除穢氣和病害，也是符合生態平衡的，只是它采取的形式是原始的巫風式。

從歷史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兩湖地區的信巫鬼、重祭祀之風從先秦一直到近代連綿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