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經濟與科技·齊紈和魯縞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植桑、養蠶、織絲的國家，并長期處于領先地位。山東是我國蠶織業的重心，是著名的絲織產地。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在《憶昔》詩中描述開元盛世的景象時說：“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紈是細絹，是一種很細的絲織品;縞是一種白色生絹，是魯國著名的絲織品。齊紈、魯縞代表了齊魯之域絲織品的最高水平。

齊、魯兩國的地理條件有利于紡織業的發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一再稱述：“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齊、魯千里桑麻”。這是當時齊、魯桑麻業發達的真實寫照。

齊自立國之初，姜太公便勸女工，極技巧，植桑麻，發展齊國的桑麻業。以后齊國歷代執政者也都重視桑麻尤其是蠶桑絲織業的發展，使絲織業成為齊國的一個重要手工業門類。《國語·齊語》曾談到齊襄公“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文繡”是指刺繡的帶有彩色花紋的絲織品或服飾。據《戰國策·齊策》記，齊王后宮的人衣著多為細絹，有紋絹、縐紗之類，甚至于齊君為他的馬也披上文繡。一些高檔的絲織品在宮廷貴族中已十分普及，就連一般百姓也“多文采布帛”。《漢書·地理志》載齊地“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齊國生產的絲織品種類繁多，據記有羅、帛、紗、綾、絹、綺、紈、錦等諸多名目，在齊都臨淄的一座東周墓中就發現了絹、錦、刺繡殘片、絲編織物等絲織品，僅此可見齊國絲織業發展之一斑。

魯國的紡織業也可分為絲帛、麻葛兩種，而以前者最為典型。魯國的桑蠶養殖比較發達，《左傳》哀公八年中有“舍于蠶室”句，“蠶室”為魯國一地名，約在今山東平邑境內。既然“蠶室”已被用作地理名稱，那么，可以肯定當時已有室內養蠶的工藝了。《詩·魯頌·泮水》也有“食我桑葚”的句子。此時的桑樹有喬木和灌木兩種，前者即荊桑，后者即地桑。地桑原由魯地育成，所以也叫魯桑。王楨《農書》稱：“荊桑多甚，魯桑少葚。”而且魯桑植株矮，便于采摘，還枝繁葉嫩，產量較高。桑蠶養殖促進了絲織業的發展。《左傳》成公二年記魯國曾以三百工匠賂楚，其中織纴(布帛工)一百人皆是從事絲織業的人。魯縞是魯國著名的絲織品，后人曾說：“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漢書·韓安國傳》)。魯縞對后代的絲織業也影響很大。《管子·輕重》篇記載說：“魯、梁之民，俗為綈。”綈是一種質地粗厚、平滑而有光澤的絲織品。魯又生產錦，據載，魯國的錦也可以貨到齊國，其數量當也不少。大概由于氣候水土的原因，魯地還很少發現當時遺留下來的絲織物，但可以肯定地說，魯國的絲麻織品種類一定很多，而且比較精良，絲織技術也達到了較高水平。

秦漢時期，政治上的空前統一局面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當時，蠶織業最發達的依然是齊魯地區。《論衡》有“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的說法，張衡《七辯》說：“京城阿縞，譬之蟬羽。”《太平御覽·州郡部》則說濟州“出繒縑，故秦王服阿縞”。阿縞原產于齊國阿地，在戰國時已十分有名，秦漢以來更輸往各地。縑也是一種名貴絲織品。西晉左思《魏都賦》說“縑總清河”，清河在晉時轄區包括今山東臨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清河之縑見重于世，可能自秦漢以來已有發展。《鹽鐵論》也提到“齊陶之縑”，另外任城亢父縑也很有名，亢父在今山東濟寧南，可知山東臨清、定陶、濟寧都是縑的重要產地。

秦漢時的織造技術已很富創造性，漢代的畫像石上有織機圖，這是探究當時織機構造的可靠資料。從目前已知的刻有紡織圖的七石中，發現紡織工具有絡車、緯車、織機三種，漢代織機構造已達到復雜精密的程度。學者認為，漢畫像石所見普通織機代表了當時國內紡織業一般生產的發展水平，它已遠遠走到了當時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和民族的前面。而目前已知的這七石，發現于山東的即占五石，這也反映了當時山東絲織業的發展水平。

漢代，最重要的絲織品供應地有三處：一是東、西織室，二是齊三服官，三是襄邑服官。東、西織室設在長安，由織室令丞主管，是主織作繒帛之處;三服官則主作天子之服，春、夏、冬三季皇室宮廷所用的高檔絲織品主要來源于三服官，李斐注《漢書·元帝紀》說：“春獻冠幘��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三時所獻顯然都是漢代最為精美的高檔絲織品。襄邑在陳留郡，襄邑服官的產品主要是供九卿以下官員作服飾之用。就生產規模、花色品種來說，齊三服官都占明顯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漢代山東地區還很可能是漢朝外銷絲綢的主要供貨地。漢初、齊三服官每年向國家貢獻十笥絲織品，到元帝時，“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三工官費五千”(《漢書·貢禹傳》)。這樣大規模的生產，又有政府扶持，質量最佳，自然是漢代絲織品的代表。這些產品除了皇室消費外，其余部分很可能通過始于長安的絲綢之路輸往西域等地。在敦煌發現過兩側幅邊還保存的任城亢父縑殘帛，上面還有題記：“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三寸，長四丈，重三十五兩，直錢六百八十”(《流沙墜簡》卷二)。山東絲綢到了西域是可以肯定的。另外，在國外有一種被稱為“山東綢”的中國絲綢，這種綢是柞絲綢，由柞蠶絲織成。而柞蠶絲強韌堅牢，主要產于東萊的丘陵地區，“山東綢”也說明了山東絲織品的巨大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仍，山東蠶織業生產狀況的史料缺乏，但可以從北魏的戶調規定中找到旁證。北魏規定所征調各物均為當地特產，而當時有十九州要進貢綿、絹及絲，這十九州中有九州各轄今山東或山東一部分，幾乎包括了今山東全省，這說明山東的蠶織業仍然十分發達。山東的大紋綾、連珠孔雀羅、阿縞都是很高貴的絲織品。《顏氏家訓·治家》說：“河北婦人，織纴組訓之事，黼黻錦繡羅繡之工，大優于江東也。”此時包括今山東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蠶織業的生產仍超過南方。

隋唐時期也是蠶織業的發達時期，唐代蠶織業以安史之亂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絲織業的主要地區為河南道、河北道，其次為劍南道、山南道，江南、淮南兩道最次。到了后期，江南道的絲織業一躍而居首位，其次才是河北、河南諸道。今山東地區主要屬于河北、河南兩道管轄，而且占有兩道的絕大比重，這說明從整體看山東的絲織業在唐代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只是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已經喪失了中心地位，齊紈、魯縞名貫天下的時代也成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