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從“百家爭鳴”到儒術“獨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楚漢戰爭后，劉邦取得了天下。這位起于小吏的農民領袖，開始并沒有把儒生放在眼里，甚至以儒冠溲溺。他并不知道“居馬上可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當戰爭的煙塵散盡之后，面對天下的殘破局面，劉邦等不能不思考秦二世而亡的教訓。陸賈因此撰成《新語》十二篇，認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導致強秦速滅的重要原因。同時，秦始皇極力壓抑儒家的做法也遭非議。叔孫通認為，“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當時，上升到統治階層的劉邦群臣，在朝堂上彼此爭功搶賞，有的酒醉后亂吵亂鬧，甚至以劍擊柱，混亂的朝儀令劉邦不知所措。叔孫通遂“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他們參秦儀，采古禮，制漢儀，行之于朝，使得“自諸侯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劉幫這才知道“為皇帝之貴也”(《漢書·叔孫通傳》)。從此，孔子與儒學開始受到重視。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劉邦在曲阜“以太牢祀孔子”，開了歷代封建帝王祀孔的先例。此后，凡諸侯卿相至魯，“常先謁然后從政”(《史記·孔子世家》)，拜祭孔子之后才去走馬上任，處理政務。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對孔子后裔的優渥，劉邦又封孔子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專司祀事。

由于高祖的尊崇，儒家在漢初得到與黃老思想并行發展的地位。但當時社會極度凋敝，百業俱廢，漢初統治者不能不適應人們渴望安定以恢復生產的要求，取用“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同時，漢初統治者大都出身貧賤，又多武臣，他們對繁文縟節的儒學并不重視，《史記·儒林列傳》記：“漢興……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⑽牡郾竞眯堂浴＜爸列⒕埃蝗稳逭?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故從漢朝立國到漢景帝，儒學和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不太高。

盡管當政者的好惡使得儒學沒能占據漢初思想的統治地位，但漢統治者卻并未人為地壓抑儒學。相反，劉邦還重用了叔孫通這位“漢家儒宗”。惠帝時又廢了“挾書之律”，之后民間始有儒家經典的傳授。如濟南人伏生，他找出所藏之書，“即以教于齊、魯之間”，使“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漢書·儒林傳》)。文、景之世，由于諸侯割據勢力增大，黃老之術已不能控制天下，因而要求一種能加強政治統一的學說，儒學遂更受重視。故文、景之后漸開獻書之路，有意識地搜求舊典，發掘古籍。文帝還派晁錯去向伏生受《尚書》，又設《韓詩》博士，列于學官，景帝時又立《齊詩》博士、《春秋》博士。

在漢初古墓葬中出土的書籍中，儒家經典占了多數，如阜陽漢墓中的《詩經》殘簡、馬王堆和雙古堆漢墓中的《周易》鈔本等。馬王堆帛書《周易》后面所附佚文，內容是孔子和他的學生討論卦爻辭意義的記錄;《老子》甲本后附有四種古佚書，其中三篇都有明顯的儒家特征。這些隨葬品是和儒家思想在漢初的傳播與尊崇相聯系的。

不可否認，黃老思想對穩定漢初政治局面和發展生產等都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漢初統治者卻并不想建立起以黃老思想為核心的一統思想局面。因為黃老思想也有許多局限，它因襲的成份較多，雖可成功于一時，卻不能保全于久遠;它對“禮”的蔑視，也容易構成對社會的威脅。相反，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的特點，卻可以在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維護社會倫理綱常方面起巨大作用。“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漢書·惠帝紀》顏師古注)，也說明了漢統治者對儒家理論的重視。漢家置太子與諸侯王，太傅多用儒者，如轅固生、韓生、申公等均見用，充分反映了統治者對儒家的信任。實際上，漢初統治者并非是以黃老思想作為統治思想，而是廣用各家而偏重儒、道。漢初對黃老的“尊”并不建立在“抑”儒的基礎上，而是儒道并存，同時發展。經過一段時期的選擇，儒家思想在漢代統治者的心目中逐漸取代了黃老思想，而躍居統治地位。這個過程的完成是在漢武帝時。

孔子思想在漢武帝時期取得“獨尊”的地位，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漢初儒道并重而兼采各家的情勢，是歷史的發展造成的。春秋戰國以來，由于長期的分裂割據和各地自然條件的不同，逐漸形成了秦、楚、齊、魯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秦的統一，固然是法家思想的勝利，但秦漢的一統局面，也給各民族的融合和各地域文化學術思想的綜合創造了條件。在鞍馬上爭天下可用的思想，卻不一定能成為治天下的思想，于是他們選擇了“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史記·婁敬叔孫通列傳》)的儒家思想。而加強中央集權，實行專制統治，又絕非儒家一家主張可以勝任的，如法家的“尊君抑臣”等思想就倍受漢武帝青睞。所以，他們以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刑德并用”作為施政方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史記·汲鄭列傳》)。西漢“中興之主”宣帝也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而德政、王道正是儒家力主之說。這里，漢統治者的王霸相雜，儒法并用，已表述得再清楚不過了。

政治上的一統要有思想上的統一與之相適應。儒家思想由于自身的特點，在漢初社會擁有了廣泛的基礎。儒者著書立說授徒講學，在漢初十分活躍。人們對《詩》《書》等古籍舊典普遍重視，從師習讀成為一時風尚。如“申公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受業者百余人”(《史記·儒林列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生俱受《詩》于浮邱伯”(《漢書·楚元王傳》)。又如，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無下雄杰眾儒歸之，因而網羅了大批儒生。

除儒家思想外，其他各派的學說在漢惠帝四年(前197年)廢除挾書之律后也流行起來。漢初的思想界，黃老、儒家、諸子思想紛陳共處，容易引起人們的思想混亂。漢武帝好儒，他即位后便開始了統一思想的舉措。建元元年(前140)，他接受丞相衛綰建議，對所舉賢良中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盡數罷免。好黃老之術的竇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他也喜好儒術，在他為政時期，“絀黃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史記·儒林列傳》)。

田蚡崇儒離不開漢武帝的支持，而對漢武帝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措施起著直接推動作用的則是董仲舒。董仲舒少治《春秋》，在景帝時已為博士，“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賢良對策，頗受武帝的賞識。為了給漢武帝的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政策制造理論根據，他結合陰陽迷信，對孔子學說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修正和改造，使得儒家思想更加適應漢武帝在思想上統于一尊的需要。他進而向武帝建議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的對策頗受漢武帝的賞識，所以，《漢書·董仲舒傳》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睗h武帝也不希望師有“異道”、人有“異論”的局面存在，這樣，儒術就自然而然地升到了“獨尊”的地位。從此，諸子百家的“并進”歸于“一統”，它們都不得不改貼上“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標簽，而被吸納入儒學體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