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吳越濃厚的經商傳統·都市商業及江南商業網絡的形成

江南經濟的發展，始于六朝。自三國東吳以迄清代前期，是江南的小商品經濟發展時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商業以都市商業為主。農村中、小縣城中有一些市場，但不顯眼。都市商業是政治，軍事中心城市的產物。建康(今南京)是吳越地區最發達的城市，也是最大的商業中心。此外，會稽、蘇州等城市也有些商業貿易。到了隋唐，由于京杭運河的開通，揚州成了東南最大的商業城市。蘇州、杭州、明州、紹興等城市也有所發展。南宋時，臨安(今杭州)成了東南最大的商業中心。據記載，市內擁有許多作坊、團行、質庫、邸店、酒樓、茶坊等，“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各種行業達四百十四行之多。有日、夜市，商業買賣“晝夜不絕”，客販往來，“曾無虛日”(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三)。此外，蘇州、揚州、南京、明州、越州等城市也有較大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都市商業，出現了一些新氣象，如市與坊分離、市場專門化;服務行業如飲食、小吃較發達;夜市也有了。

宋以后，江南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的小鎮。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年間，全國共有鎮市一千八百七十一個。吳越地區占了不小的比例。浙江的臨平、范浦、北關、江漲橋、鳥墩、青墩、青溪，蘇南的角直、陸墓、周莊、同里、青龍、華亭等鎮，都是兩宋時形成的。草市、市鎮的興起，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因為都市商業的興起、繁榮，是建立在政治、軍事中心基礎上的;而市鎮則是建立在農村草市基礎上的，它是地區經濟發展的產物。市鎮的出現，標志著江南以都市為核心之經濟、貿易網絡的逐步形成。

明清時期，江南經濟全盛，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蘇州、南京、杭州、揚州、上海、寧波、紹興、溫州等城市有長足的發展。文獻稱，南京商人“侵官道以為廛肆”，以致“通衢化為夾巷”(謝肇淛《五雜俎》卷三)。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形象地描繪了明后期南京這一繁榮景象。萬歷時，杭州“城內外列肆幾四十里，無咫尺甌脫，若窮天罄地，無不有也。……五方輻湊，無窳不售。蓋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產哉”(萬歷《錢塘縣志·紀疆》)。上海“游賈之仰給于邑中者，無慮數十萬”(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

在江南眾多的都市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州。蘇州人口多時達百萬，“為江南首郡，財賦粵區，商販之所走集，貨物之所輻輳，游手游食之輩，異言異服之徒，無不托足而潛處焉”(姜良棟《鎮吳錄》)。蘇州就其城市規模來說，不及南京、杭州，但就經濟文化發達程度來說，卻是江南也是全國最發達的城市，它在當時的位置，猶如后來的上海、香港。有幾個現象可幫助我們加深對蘇州地位的認識：一則是當時人習慣稱后起的小城鎮為“小蘇州”，如上海號“小蘇州”，湖州雙林鎮也有“小蘇州”之名。二則蘇州的東西成了時髦的代名詞，時稱“蘇意”，猶今“蘇派”。晚明寧波人薛岡談到“蘇意”一詞的起源時說，這個詞始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當時有個新上任的杭州地方官，看見一男子穿一雙古怪的鞋子，很不順眼，決定拿他治問，以給杭州人一個下馬威。那人問我犯了什么罪?那地方官心急之下，稱他犯了蘇意罪。這樣“蘇意”一詞便傳開了，“轉相傳播，今遂一概希奇鮮見動稱蘇意，而極力效法，北人尤甚”(《天爵堂文集·筆余》卷一)。正如后來的上海、香港，因為蘇州是全國最發達地區，于是乎，蘇州的一切都成了時人仿效的樣板。吳裝、蘇帽、蘇扇、蘇繡、蘇鐘、蘇菜、蘇裱等，都帶一個“蘇”字或“吳”字。三則蘇州園林甲天下。有錢人都聚居蘇州，構建花園式別墅，遂使蘇州園林的數量與水平甲天下。

與此同時，圍繞蘇州，明中葉后，雨后春筍般冒出了許多新興經濟型市鎮，如湖州府有三十一個，嘉興府有三十三個，蘇州府有九十一個。這些市鎮，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的杭、嘉、湖、蘇、松五府。著名的有南潯、雙林、濮院、盛澤、菱湖、王江涇等。它們的發跡，主要靠了當地的絲、棉生產與銷售。因為絲、棉織品的生產和銷售，本地從業人員增加，四方商人云集此地采購貨物，市場越來越紅火，人口越來越多，“三產”業也越來越發達，鎮便逐步形成了。可以說是“因市興鎮”。江南的市鎮，發展水平很高，“無異城市”，超過本縣乃至本府城。如盛澤為吳江第一大鎮，南潯則有“湖州整個城，不及南潯半個鎮”一說。南潯“會館旅邸，歌樓舞榭，繁阜喧盛如一都會焉”(沈云《盛湖雜錄》)。譬如寧波、紹興商人在此設有“寧紹會館”。隨著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商品交換越來越頻繁，大都市、小城鎮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江南的商業網絡終于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