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文化·風華磨洗認前朝·遠古人類的棲息之地

根據目前的科學研究資料，人類是在距今三百多萬年前才從動物界脫離出來，而導致人與動物分開的根本原因是，人類自身學會了勞動。恩格斯曾用精練的語言概括說：“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在史前時期，人類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所以考古學稱那段漫長的人類原始社會歷史時期為石器時代。石器時代主要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大階段，舊石器時代的年限約為距今三百萬年前到一萬年前左右，新石器時代的年限約為距今八千年前到五千年前，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有一個帶過渡性質的中石器時代階段。新石器時代結束之后，人類社會就進入了使用銅器和鐵器的文明時代。

舊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征是，人類只能用以石頭敲擊石頭的簡單方法來制造勞動工具，即粗糙的打制石器。其時，人類過著采集和漁獵生活，社會組織狀況是從原始群緩慢進化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現。

位于靈武縣橫山堡的水洞溝史前人類文化遺址，是我國解放前發現和經過發掘的三個著名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存之一。在水洞溝遺址區內，有一條由東向西的小河，它將該遺址切割成南北兩部分。北部形成一條向南的斷崖，舊石器時代文物就主要埋藏在這條斷崖以北的地方，即水洞溝遺址第一地點，簡稱為水洞溝遺址。1920年，有人曾在水洞溝東面一處地點發現了一具披毛犀牛的頭骨化石和一件經過人工打制的石英巖石片。當時居留在中國的法國神父、古生物學家德日進聞訊后，于1923年趕來此地，發掘了水洞溝北部的遺址，得到大批石器和脊椎動物化石。

196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寧夏博物館對水洞溝人類文化遺址又聯合進行了系統發掘。這次發掘，除繼續發現了當時的人類用火的遺跡外，又發現了石器和制造石器的原料一萬一千余件，另外又在遺址區內的特定地層中發掘了野驢、犀牛、羚羊和鴕鳥等動物化石。這次發掘的實物和研究結果意義重大。

首先，證實水洞溝史前人類文化和“中國猿人”文化有著淵源關系。水洞溝遺址內的石器的主要類型有刮削器、尖狀器和砍伐器等。刮削器的數量最多，按照它的刃緣形狀又可以分為直刃、凹刃和凸刃等多種形狀，制式較豐富。尖狀器形體端正，式樣較為固定，左右對稱的程度很高，顯示出水洞溝史前居民較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術。此類尖狀器在我國同時代的其他遺址中是不常看見的，它們是水洞溝遺址文化中非常有特征的器物之一。無論從制造方法還是從形制狀態上分析，水洞溝遺址內出土的一些石器都與我國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中國猿人”文化器物有著淵源關系，水洞溝文化石器也和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丁村文化”石器有某些相似之處。

其次，水洞溝文化代表著史前磨制技術進步的一個新階段。在1963年的發掘中，考古科學工作者們首次發現了一件用鴕鳥蛋皮為原料制成的穿孔裝飾品，還發現了一件用動物骨片磨成的骨錐。鴕鳥蛋皮裝飾品的邊緣略加磨過，這說明當時磨制技術已經萌芽。這是人類工藝發展史上的重大進步。骨錐的形制表明，它是當時的人們用來縫綴獸皮衣物的工具。這件文物為當代人研究史前居民生活情況提供了重要依據。

第三，水洞溝文化遺址1963年的發掘澄清了西方人以前的錯誤結論。通過對水洞溝文化遺址1963年發掘出土文物資料的綜合研究，我國考古學界人士認為，水洞溝文化的時代決不像法國人德日進等人所認為的那樣是舊石器時代中期，而應該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三萬年左右，它早于我國著名的“山頂洞人”文化約一萬二千年。所以說，水洞溝文化所顯現的對鴕鳥蛋皮和骨錐的磨制技術盡管尚屬萌芽，但對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其他文化來說，它無疑具有開先河的意義。

1963年的考古發掘成果是很豐富的，通過對它們的科學分析，當代人可以描繪出史前水洞溝居民生活的如此圖景：三萬多年前的靈武水洞溝一帶，湖面碧波蕩漾，周圍草木蔥蘢。犀牛、野驢在清晨的湖邊悠然地啃著青草;成群的鴕鳥在沙丘中急速行走。突然，隨著一聲男人的呼喊，一群身披獸皮，手持頂端裝有尖狀器棍棒的人朝這些動物飛奔而來。眾人齊心協力打死一只犀牛，然后抬著獵物興高采烈地返回住地。一群老人和孩子迎上來。大家燃起篝火，有人用刮削器將犀牛皮剝下來，將肉切成小塊，爾后平分給所有的人。人們把肉在火中烤熟，飽餐一頓。吃過之后，頸項佩帶鴕鳥蛋皮穿孔串系在一起的裝飾品的婦女高興地跳起舞來，圍觀的眾人都一起歡呼助興。史前人類就是在這種艱苦環境下頑強地生息繁衍的。

另外，在寧夏境內的中衛縣長流水、靈武縣清水營、石嘴山市等地，都先后發掘了類似水洞溝遺址內出土的打制石器。從那些石器的制造技術和特征等方面分析，它們均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文化遺存。總之，遠在距今三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在寧夏的廣大地區內，就已經有人類在勞動和生息，他們為以后寧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形成、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