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中原移民與嶺南文化的發展·明末第三次移民高潮沖擊下的嶺南文化

(1) 明朝嶺南的社會生活概況

明朝以后，嶺南進入封建文明社會的黃金時期。除了黎、瑤、壯、畬幾個少數民族仍未完全擺脫蒙昧狀態外，全境已完全實現漢化。在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方面，以儒學為支柱的封建文化體系已經確立。總的說來，封建社會秩序穩定，社會生產力發展迅速，成果卓著，經濟實力和先進程度，不僅已趕上黃河、長江流域地區，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超越。嶺南雖因地區的開發程度不同而呈現不平衡狀態，但總的趨勢是朝向商品經濟的軌道前進，成為全國范圍內最先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之一。其主要表現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農業開始突破小農經濟的構架，出現了商品性農業的因素和特征。突出的表現是糧食作物的商品性生產和經濟作物的多元化生產經營持續發展。據清代學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的記述：明初嶺南已成為“多谷”之地，為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糧，因此而出現了專營糧食買賣的米行埠頭。福建商人到廣州府、潮州府、高州府買糧的船只，每年數以千計。嶺南的經濟作物有桑、麻、蔗、花卉、水果等，品種多而質優，產量又高，加上明初朱元璋及當地官員的大力提倡，人們開始積極發展商品成分較高的經濟作物，以便從中獲得比糧食作物更為豐厚的收益。不僅“富者以稻田薄利，每以花果取饒”，而且貧苦佃農，也多兼種植經濟作物以增加收入。到明代后期，嶺南經濟作物的商品性生產已蔚為壯觀，出現了大批專業種植戶。屈大均《廣東新語》便說：明代珠江南岸的莊頭村，全都種的是素馨花，“有詠者云：花田女兒不愛花，縈絲結縷餉他家。貧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說的正是種花專業戶的生活和心態。

二是農業商品性生產的發展，直接影響了商品性手工業的產生。當時嶺南的制糖、制葵、制蓆、絲、棉、麻織業等手工業作坊，都應運而生。城鎮手工業的發展，使產品直接參與了以農業商品性生產為依托的產銷良性循環。明代嘉靖以后，今廣東佛山市的冶鐵業已發展為全國有名的鋼、鐵絲、鐵釘產地;佛山石灣的陶瓷產品，不僅全國知名，而且遠銷海外，成為海外貿易獲利豐厚的名牌產品。廣州、潮州、順德等地的絲織品也贏得“廣紗甲天下”的榮譽。造船業更為發達。當時的廣東是全國著名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廣船”，與福建的“福船”齊名，卻更為優越，是最適宜于航行在暗礁叢雜的南洋航線上的遠洋航船。當時的廣州城繁榮興旺的景象。令洋人為之嘆服。據朱培初《明清陶器和世界文化交流》介紹：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一位萄萄牙傳教士在廣州逗留了幾個星期，后來寫了一本《回憶錄》，其中說到他曾到一位廣州富商家中作客時的感受：住宅建筑得如同神話傳說的一般美麗。《回憶錄》還贊揚廣州的主要街道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街道還要寬闊。

正如明代嘉靖《廣東通志》所說：嶺南魚米充足價廉，人們大多能“自足負擔”，“可以得飽”。可以這樣說，嶺南在明代的發展，若不是因明末的戰亂，本可以有望率先發展資本主義的新型經濟。

(2) 南明流亡政權與移民

明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于1644年攻陷北京，崇禎自縊而死。同年10月，清朝大軍在山海關擊敗李自成大順國的農民軍，長驅直入北京，建立滿族人統治的大清帝國，明王朝覆滅。之后，清王朝大軍揮戈南下，消滅了一個接一個的南明王朝。先是南京，繼而是浙江，福建、廣東。從1644年到1661年，廣東全境反抗清政府的武裝力量全部被蕩平，嶺南大地遭受了長達17年的戰亂破壞。在這期間中原人又一次大批向南逃亡，形成嶺南自漢以來第三次移民高潮。這次移民高潮，與南宋末年的頗相類似：漢族統治王朝為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取代。漢族人民又一次遭受國亡家破之痛。大批平民自發向南逃亡;明朝一部分遺臣擁戴著一些朱明宗室后裔，率領著各地勤王之師的士卒，還跟隨著一些自愿效忠明王朝的豪紳大族，形成了兩股不同的移民巨流。

自發逃亡的中原平民，人數最多，自崇禎登位以后，便已開始南遷，到清兵南下時達到高峰。這些難民進入嶺南后，已經找不到理想的棲身之地，只能尋找一些人跡稀少的荒山僻野作為安家之所。因是荒山僻野，倒也可以免去戰亂災禍。難民們終能安定下來，辟地開荒，重建家園。以中華民族艱苦創業的精神，子孫世代都定居在親手開辟之地，久而發展成為山區村寨，對嶺南的后期開發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與兩晉兩宋的移民相比，其作用和意義已明顯減弱。

以朱明宗室后裔為核心的另一股移民，自1646年11月(清順治三年)，由原朱明王朝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一班遺臣擁戴的朱明宗室桂王朱由榔在廣東肇慶建立永歷流亡政權以后，嶺南人民及各地逃亡的豪紳巨族、勤王官兵，甚至不少農民起義軍(包括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殘部)，在民族和國家覆亡的關頭，出于忠君愛國的封建正統觀念，加之滿族軍隊野蠻的屠殺劫掠造成了毀滅性災難，他們自動效忠永歷政權，奮起與清軍進行了長達17年的浴血抗戰。直至公元1661年，永歷帝為吳三桂所殺，嶺南抗清義軍最后的幾個海島據點也被清軍一一掃平，戰爭的災難才最后結束。這股移民涌入嶺南，帶來的是嶺南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禍，使嶺南自明朝開國以后發展起來的繁榮、富庶、安定的社會景象及物質和精神文化成果被摧毀了。

清軍本來就帶著尚未完全脫盡原始野性的北方滿族的兇殘性，遇到嶺南人民的激烈抗擊，變得越加兇殘。如公元1649年(順治六年)農歷除夕，清軍攻陷南雄府城后，大肆屠殺，城內居民僅“十存二三”(乾隆《南雄府志》)。1650年，農歷十一月，清軍久攻之后再陷廣州城，守城官兵陣亡6000多人，城內居民數萬被殺，繁華富庶的廣州城毀于一旦!僅此兩例，已足窺全豹。這應該是擁立永歷帝的“移民”帶來的間接后果。之所以說是間接的，因為戰爭并非由這批移民而起，清王朝為了統一全國，自然要進軍嶺南，而且也必然會引起嶺南人民的反抗，戰禍是無可避免的。但因為有了一個明王朝的象征“永歷帝”和一批效忠永歷帝的移民，便更加激發了嶺南人民正統的忠君愛國思想觀念，從而使嶺南的這場戰爭變得空前持久與殘酷。

據此，筆者認為：明末移民為嶺南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并不顯著，相反，還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效應。但是卻也在殘酷慘烈的戰火中，考驗和鍛煉了嶺南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抗擊強暴、無私無畏的品質，為以后嶺南人民外御侵略、內抗強暴專制、勇于革新，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這大概是明末中原移民為嶺南做出的主要貢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