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閩文化·八閩文學與方言·明清文學

明清時期，福建作為北方大動亂后方的格局發生了變化。自明中葉開始，倭寇騷擾東南沿海，福建深受其害。爾后清軍南下，南明和鄭氏政權先后把福建、臺灣作為抗清基地。近代，福建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中首當其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福建愛國主義文學隨之而生，其中代表人物者有俞大猷、黃道周、蔡玉卿、張經、鄭成功、鄭經、盧若騰、林則徐、張際亮、謝章鋌、林昌彝等。他們或抒發愛國主義豪情壯志;或歌頌愛國將士的英勇殺敵;或憂國憂民，悲憤國土淪陷，黎民涂炭;或怒斥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投降派的貪生怕死;或揭露侵略者的暴行。黃道周是明末抗清的著名人物，被俘后，寫了《過言八章》《自悼八章》《造怨八章》等詩篇，哀國家之衰亡，怨奸臣之誤國。他一生追求“古之君子不善于一時，則俟之后世;不獲報于百年，則報之千古”(《黃漳浦集》卷三十六)。鄭成功在抗清抗荷的光輝一生中，寫下了一些充滿民族正氣的詩篇。如《復臺》：“開辟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田橫尚有三千客，菇苦間關不忍離。”(《延平二王遺集》)反映出同仇敵愾、收復國土的豪情壯志。盧若騰在明亡后，堅持抗清斗爭，兵敗后，在金、廈生活了十幾年。盧若騰著述宏富，其中最值得珍貴的是描述臺灣的愛國主義詩篇。如長詩《東都行》描寫了鄭成功驅荷復臺，在臺灣建立政權，篳路藍縷，拓墾寶島的不朽業績。1840年鴉片戰爭前后，林則徐在激烈的禁煙和抗擊英軍的侵略斗爭中，“余事為詩”，寫下了一些反映這場斗爭和抒發自己愛國情懷的詩詞。如《高陽臺·和嶰筠前輩韻》一詞描繪了大長中國人民志氣的虎門銷煙壯舉。林則徐的禁煙勝利，斬斷了一小撮賣國賊以鴉片牟取暴利的財路，因此遭到了攻擊和誹謗。對此，林則徐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毫不動搖，對霄小不屑一顧：“蠻煙一掃眾魔降，說法憑公樹法幢。域外貪狼猶帖耳，肯教狂噬縱邨龍”(《云左山房詩鈔》卷五《次韻和嶰筠前輩》)。同一時期，閩籍詩人張際亮寫了大量反映鴉片戰爭時事之詩，愛國之情，磊然可見。詩人充滿了強烈的愛憎，如對奮勇殺敵至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懷著無限的敬意：“慷慨斃千酋，協恭虧大節。遂令獨捐軀，瞋目死猶活”(《思伯子堂詩集》卷三十二)。反之，詩人對那些懦弱無能、貪生怕死之輩則予以辛辣的諷刺：“寧波城中兵數百，寇未來時已無色。寇來棄甲雜民奔，長官先不知何適?”(《思伯子堂詩集》卷三十)近代福建的愛國主義文人中，林昌彝以獨具一格的《射鷹樓詩話》蜚聲于文壇。作者通過講評詩歌，抒發自己的愛國反帝情思，“射鷹”即“射英”也。《詩話》錄有魏源、林則徐、張維屏、朱琦、張際亮等不少愛國人士的詩篇和紀事，并進一步借評述來批評時政，議論時務，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表現出很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

明末遺民李世熊、熊興麟、許友等不仕新朝，遁跡山林，隱居鄉村。他們堅持民族氣節，忠貞不渝。其作品或懷念故國、抒發亡國之哀;或感嘆生逢亂世，哀民生之多艱;或樂天知命，躬耕田畝，寄情山水。發而為慷慨悲歌之氣，化為山風海濤之聲。

近代，福建在遭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同時，也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文學。福建產生了兩位各具千秋的翻譯界巨擘——嚴復和林紓。嚴復在翻譯史上最重要的貢獻是“信、達、雅”理論，長期被翻譯界奉為圭臬。他還在自己的譯著中實踐了這種理論，所譯《天演論》《群學肄言》等雖是學術著作，但譯筆古樸典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林紓雖不懂外文，但靠王壽昌、魏易、陳家麟等人合作，以驚人的速度，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翻譯了外國文學作品二百余種，遍及英、法、美、俄等十多個國家。其中較著名者有《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塊肉余生述》(即《大衛·科波菲爾》)、《伊索寓言》等。他的翻譯其實是再創作，追求神似，筆調優美流暢，轟動一代文壇，影響至為廣泛。

明清福建詩界復古之風盛行。《靜志居詩話》曰：“明三百年詩風屢變，獨閩、粵風氣始終不易。”閩詩復古之風，張以寧、藍仁、藍智等人開其先，至閩中十子盛極一時，成為全國五地域詩派之一，雄踞一方。十子中林鴻、高棅推崇唐音、唐調，意句均以盛唐為法。聲調圓穩，格律整齊，閩人言詩者率本于此，逐漸形成“閩詩派”，又稱“晉安詩派”。其后鄭善夫“氣骨崚崚，差堪旗鼓中原者”(王世懋：《藝圃擷余》)。至明末，仍有徐��、曹學佺等主閩中詞盟。

清代末年，全國出現了在文壇居統治地位的“同光派”。同光派的首倡者是福建侯官人陳衍，主張作詩宗宋為主而溯源韓愈、杜甫，而且要“必具學人之根底，詩人之性情”。這是近代宋詩運動的一大特色。同光派后按地域分為閩、贛、浙三派，其中閩派為大派，以陳衍、鄭孝胥、沈渝慶、陳寶琛為代表，前兩者與江西的陳三立號為同光體三杰。

明清時期，全國文學上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出現了《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的鴻篇巨制，福建雖略遜一籌，但也出現了幾部頗具地方色彩的小說。《奇逢記》描寫閩南泉州男青年陳三與廣東潮州黃五娘愛情的悲歡離合，五六百年來一直在福建、臺灣和東南亞一帶廣泛流傳，并被搬上戲劇舞臺，幾乎家諭戶曉，影響極其巨大。《臺灣外記》描寫了明末清初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祖孫三代的抗清活動。小說主要圍繞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兩人截然不同的品格和對待清兵南侵的不同態度展開，通過對比的手法揭示了他們不同的生活道路，展現出明末清初的社會風貌。《閩都別記》沒有中心人物貫穿始終，只是用無數大小故事聯綴成篇。內容涉及的范圍甚廣，題材蕪雜，有青年男女的戀愛，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橫行霸道，有俠女義士的軼聞、神仙除妖救人的神話，以及民間傳說、歷史故事等。小說中的“鄭唐”、“缺哥望小姐”、“拿寶不居財”等數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喜聞樂道。《花月痕》的作者侯官人魏秀仁以自身經歷，塑造了韋癡珠、韓荷生窮達兩途，韋窮愁潦倒是作者一生的寫照，而韓則表現了作者渴望飛黃騰達的理想。此書是近代狹邪小說名著，為后世鴛鴦蝴蝶派之濫觴。小說《奇逢記》《閩都別記》《榴花夢》等大量應用閩南、福州方言，并展現了不少福建的風土人情，使地方色彩更加濃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