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新石器時代的山西文化·山西新石器文化發展的一般面貌

從總體上看，山西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重要特點：一方面，山西地區經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積淀了極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層，進入新石器時代后，由于自身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又展現出了波瀾壯闊的文化景觀。山西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內容十分豐富，迄今已發現新石器文化遺址一千多處，廣泛地分布在山西各個地區，這些遺址的文化年代，前后銜接，一脈相承，在山西地區形成了一個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而且越向前發展，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分布越來越廣泛而密集。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后，山西地區北至長城腳下，南到黃河之濱，都廣泛地分布著屬于仰韶文化類型的遺址;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山西境內各大小河川的河谷盆地和丘陵地帶，更加廣泛而密集地分布著屬于龍山文化類型的遺址。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山西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發展還不大平衡。一是早、中、晚三個時期不平衡。據目前所知，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在山西僅發現為數很少的二三處，絕大多數都是屬于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遺址。二是各個地區之間不平衡。大體上說，晉南地區的文化遺址數量最大，內容最豐富，分布最為廣泛密集;其次是晉中地區;比較薄弱的是晉北和晉東南地區。以上兩種不平衡狀況，當然也可能有考古工作本身進展不平衡的原因，因此，隨著考古發掘的領域不斷擴大和深入，這種不平衡狀況也許會逐步有所改變;但是，這種不平衡的現狀告訴人們，晉南地區是山西新石器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總的來說，這與晉南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是直接相關的。其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這里具備發展農業生產、鑄造農耕文化的優越自然環境。晉南地區古稱河東，主要包括臨汾，運城兩大盆地，是中原黃河流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新石器時代后，由于氣溫回升，雨量充沛，這里的緯度、地勢又比較低，并受到黃河水、汾河水和各大湖水的浸潤，因而遍地溫暖濕潤;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這里疏松肥沃的黃土壤以及河湖縱橫的水資源，更加顯示出了它的優勢，不僅是廣大的丘陵和盆地，而且黃河、汾河及其支流岸邊的灘涂地，大都適宜農作物的生長。所以，在當時的晉南地區，農業生產蒸蒸日上，農耕文化高度繁榮，原始居民群落遍地密布，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成為山西新石器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與此同時，晉南地區在舊石器時代形成的粗大石器工傳統，經過下川人的改造，進一步演變為萌芽狀態的原始農業生產工具，標志著這個地區率先開始了由原始采集業經濟向原始農業經濟的過渡。進入新石器時代后，這里的古人類又按照農業生產的不同用途，更進一步創造出了各種新型的磨制石器農具以及木制、骨制農具，如耕墾土地的鏟、耒、鋤，收割谷物的鐮、刀，加工籽粒的石磨盤，石磨錘以及杵、臼等，這使得原始農業生產獲得了更大規模的發展。所以，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文化走向繁榮的階段，山西晉南地區，特別是臨汾地區，無論是盆地還是谷地，無論是丘陵還是山地，都十分密集地分布著屬于仰韶文化類型的遺址。最引人注目的是，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階段，晉南地區出現了在中原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的古文化遺址，這就是襄汾縣陶寺文化遺址，考古學家稱它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或“陶寺類型文化”。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別是那等級森嚴、貧富懸殊的龐大墓葬群，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它生動地再現了階級和國家在當時已經初步形成的歷史畫面，同時也有力地證明了晉南地區又是在中原黃河流域率先進入文明社會的地區。所以，人們把陶寺文化所在的晉南地區稱作中華民族總根系的“直根”，因為這里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直接源頭。正象蘇秉琦教授所說：“小小的晉南一塊地方保留遠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傳統。可見這個‘直根’在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重要地位。”(《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

總之，山西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發展到陶寺文化時期更加波瀾壯觀，并由此拉開了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歷史帷幕，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因此，我們在談了山西新石器文化發展的一般面貌后，接著再著重談談陶寺文化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