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

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聽到樂工所歌的《齊風》后贊嘆道：“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齊風》的浩蕩宏大氣魄，也是對齊國現實生活的一個反映。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戰國時的著名縱橫家蘇秦也曾以齊都臨淄為例描述過齊人的豁達與富足，他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戰國策·齊策一》)。這與拘泥和執著于周禮，講究揖讓進退的魯國民風實在迥然有別。

不過，在尊崇周禮上齊與魯是一致的，只是兩國對待周禮各有側重而已。楊向奎認為：“魯為周公封國，宗周禮樂傳布于魯，實為當然。但《周禮》一書，多同于《管子》，自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多謂《周禮》一書出于齊。《周禮》出于齊，齊之禮俗亦多同于周禮，則謂‘周禮在齊’，亦不為過。蓋齊、魯實為宗周之兩行，魯有周禮重在禮，而有孔子、孟子以仁與禮為中心思想之儒家;齊有周禮偏于法，而有以管子為主的東方法家之出現”(《周禮在齊論》，載《管子學刊》1988年第3期)。

齊人也懂得，生產發達社會才能繁榮，社會繁榮便有禮儀，即所謂“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管子就認識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他又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后來孔子的“先富后教”主張就與之一致。只是孔子是一位在野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魯國得不到具體的貫徹。因他生活于春秋末年，他的這一思想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對當時“禮廢于無”教訓的反思。管仲則不然，他不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政治家，他生活在春秋前期，深得齊桓公的信任，可以把自己在實踐中形成的思想主張應用于實踐。

周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就祭祀與戰爭而言，魯國更重前者，故魯文化有“尚文”的特點;與之相比，齊國顯得更重兵戰，齊文化有明顯的“尚武”色彩。從本質上說，魯的“尚文”與齊的“尚武”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延續國家生命的具體行為，只是各自的不同側重點，使它們有了不同的文化風范。也是為了富國強兵，齊人才崇物利，尚變革，重兼容，有顯著的功利特點。齊有泱泱大國之風，其觀念上的根源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