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世界第三極——登頂珠峰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貢布（藏族）和屈銀華共同登頂珠穆朗瑪峰，這是中國人首次站上世界之巔。

王富洲，74歲，河南西華人，著名登山家，曾任中國登山隊黨委書記。

74歲的王富洲步履沉重，雙腳拖地，幾乎只能一步一挪，上下樓更費勁。

他習慣把房間的光線調得很暗。因為視力的問題，他幾乎要把臉貼著電視屏幕才能看清畫面，對光線的明暗變化尤其敏感。

走在人群中，很少有人能想象這個行動遲緩的老者，就是最早站到珠穆朗瑪峰頂的中國人。

“逼上珠峰”

王富洲回憶，攀登珠峰的主意，是蘇共中央提出來的。那時蘇聯在登山運動方面發展得比較好，可他們沒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鑒于中蘇之間特殊的友鄰關系，蘇聯提議，兩國共同組隊攀登珠峰。

對于那時的中國而言，攀登珠峰不僅僅是學習蘇聯發展登山運動那么簡單，在這背后有著更加深遠的政治意義。

珠峰位于中國和尼泊爾兩國邊境，對于珠峰的歸屬，當時中尼雙方存在爭議。劃界談判時，中方提議將邊境線劃在珠峰頂峰，但尼方認為珠峰完全在尼泊爾境內，與中國無關。

王富洲介紹說，珠穆朗瑪在藏語中意為“大地之母”，在尼泊爾，人們把她叫做“薩加馬塔峰”，西方人則稱之為“埃非勒士峰”。中方曾建議給這座山起一個統一的名字，叫做“友誼峰”，但尼方拒絕接受：“你們中國人都沒上去過，怎么能說是你們的？”

1953年5月29日，39歲的尼泊爾向導丹增·諾蓋和新西蘭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從南坡登頂珠峰，成為歷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頂的隊伍。正是丹增·諾蓋的這一創舉，成了尼方在談判中的重要砝碼。

在這樣的情境下，中國人可謂“逼上珠峰”。

按照中蘇雙方約定，兩國于1958年選拔隊員訓練隊伍，1959年正式攀登。剛剛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王富洲通過層層考核順利入選。

他的隊友來自各行各業，貢布是西藏班禪警衛營的一名戰士，來自四川的屈銀華是一名伐木工人，身兼教練和隊員之職的劉連滿則是哈爾濱電機廠的一名消防員。

頗有意思的是，直到來北京讀大學，出生在中原大地的王富洲基本上沒見過山。入選登山隊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登山是怎樣一項運動。

意外變化

在香山接受了一段時間集訓后，王富洲和隊友前往蘇聯進行高山訓練。準備工作按部就班展開，可就在此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從50年代末期開始，中蘇關系已逐步走向破裂。1960年7月，蘇聯政府一紙命令，當時在中國的所有蘇聯專家一夜之間全部撤退回國。

蘇聯的退出給攀登計劃造成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王富洲回憶說，人員方面的困難還好辦一些，經過1年多的訓練，中方隊員已基本具備攀登珠峰的身體和技術條件，很多隊員已經登頂過一些7000米以上的高峰，如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列寧峰（7134米）和新疆境內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

更大的困難在于物資匱乏。按照原來的約定，所有高山物資、裝備和食品均由蘇方提供，蘇方撤出后，這些東西都只能想辦法去西歐購買。

由于歐美對華實施封鎖，當時只能先從香港市場換回外匯，再去瑞士、法國、意大利等國購買物資和裝備。

“蘇聯參加我們要上，蘇聯不參加我們也要上！”王富洲說，雖然當時中國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但中央決心很大。為了完成這次任務，西藏方面還緊急修通了從日喀則到珠峰大本營的380千米公路。

三次行軍

1960年3月，200多人的隊伍集結珠峰大本營，其中包括90多名登山隊員。

按照蘇聯人教的辦法，登山隊計劃步步為營逐漸適應，分4次行軍完成登頂。

第一次行軍，登山隊前進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個高山營地，并將物資和裝備運到6400米。另外派遣一個偵察組偵察北坳路線——這是攀登珠峰必須面對的第一道難關。

完成既定任務后，隊員撤回大本營休整，適應性行軍過程也是考察隊員體能和技術的過程。

第二次行軍，登山隊打通從北坳底部到頂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營地。不幸的是，來自蘭州大學的青年教師汪璣在此次行動中因高原反應犧牲了。

按照計劃，第三次行軍的基本任務為偵察突擊頂峰的路線并建立突擊營地，如果條件成熟則相機而動直接登頂。

然而行動過程中天氣突變，雖然3名隊員在8500米建立了突擊營地，但此次行動損失慘重，北京大學教師郭子慶因高原反應犧牲，全隊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凍傷，包括隊長史占春在內的多名主力隊員不得不抱憾退出。

面對這支已經在冰天雪地里苦苦煎熬了2個多月的登山隊，時任前線總指揮的韓復東曾經考慮過明年再登，但是，最終他們決定，重新組織隊伍，再次投入戰斗！

在前幾次行動中擔任運輸任務的王富洲，此時入選第四次行軍突擊組，組長為登山隊副隊長許競，隊員還包括劉連滿和貢布。后來的登頂隊員屈銀華，此時仍是運輸隊員。

為了表達必勝的決心，已經沒有退路的登山隊員分別寫下遺囑，王富洲至今清楚地記得，那份遺囑其實不像遺囑，除了表決心，對家人親友幾乎一句話沒有。“那時就一個心思：登頂！”

臨危受命

第四次行軍是從5月17日開始的。6天后，許競、王富洲、劉連滿和貢布4名突擊隊員到達8500米突擊營地，屈銀華隨后亦率運輸隊員趕到。

按照原來的計劃，4名突擊隊員次日一早出發沖頂，屈銀華則隨突擊組行動至“第二臺階”底部，以拍攝從突擊營地到“第二臺階”的紀錄片。

可是當他們抵達突擊營地時，發現原來的兩頂帳篷只剩下一頂，先期運到這里的鍋碗瓢盆都不見了，沒有辦法做飯燒水。

更要命的是氧氣也不夠，按計劃，他們從突擊營地出發時應該有10筒氧氣，每人兩筒，但因為運輸當中發生問題，結果導致其中兩筒是空的，另有幾筒氧氣也不滿。于是大家只好改變計劃，拍攝任務交給王富洲，屈銀華留守突擊營地接應。

5月24日上午9點多，4名突擊隊員鉆出帳篷，向頂峰進發。剛剛走出幾十米遠，許競突然兩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許競不成了。

自第一次行軍以來，身為登山隊副隊長的許競幾乎每次都是擔綱先鋒偵察之職，為全隊前進開辟道路，這使他的體力早已嚴重透支。

沒有時間猶豫，只能趕緊讓屈銀華頂替許競參與沖頂，王富洲則作為事先確定的第一代理人，臨危受命擔當突擊組組長。

成功登頂

中午12點多，4人來到“第二臺階”，這是一個高約30米的天險，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正是這一天險，阻斷了眾多登山家前進的腳步，它是從北坡登頂珠峰過程中最大的難題。

他們發現，“第二臺階”下半部分巖石上有一條裂縫，可容一人通過，從裂縫中間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約6米的峭壁，幾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無處下腳。消防員出身的劉連滿攀爬能力最強，他試著爬了幾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夠嗆，體力消耗也很大”。

王富洲說，最后還是劉連滿想出了搭人梯的辦法，屈銀華借助劉連滿的托舉，在巖石上砸進兩枚冰錐，穿上保險繩，并利用保險繩第一個爬上峭壁頂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臺階”。

“第二臺階”的艱險遠遠超過他們此前的估計，他們原本計劃用9個小時登頂，可是光通過“第二臺階”就花了5個多小時。而且，劉連滿在此處耗盡體力無法繼續前行。屈銀華則為了攀爬方便脫掉高山靴，導致腳趾全部被凍掉，連腳后跟的肉都被凍掉了。

在海拔8700米處，王富洲、屈銀華和貢布將劉連滿安置在一塊避風的大石頭旁，繼續向頂峰進發。此時天色已晚，3人決定摸黑前進，根據天氣預報，本輪好天氣將于次日結束，他們必須趕在風雪來臨之前登頂下撤，而且他們也沒有攜帶扎營裝備。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沖刺走得異常艱難，找不到路線，只能用手摸索著往上走，因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進食，3人體力都下降得很厲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從海拔8700米到登頂，100多米的路程花了10多個小時。

登頂時間為5月25日凌晨4點20分，環顧四周，除了夜空和閃亮的星星，再也無路可走，他們這才確信已經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使命。

不斷超越

登頂珠峰4年后，王富洲完成了他的又一壯舉：登頂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馬峰。這是最后一座有人登頂的8000米以上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