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學·譜牒學的形成和發展·宋元明清時期的譜學

宋代以后的譜牒學發生的變化，正如清人錢大昕所說：“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 (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譜之事已不多見，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譜”為主。宋代族譜，以歐陽修、蘇洵兩家最有影響。蘇洵《嘉祐集》載有《譜例》、《蘇氏族譜》、《族譜后錄》、《大宗譜法》、《蘇氏族譜亭記》等篇，論述了譜學的起源、發展與衰落，從理論上提出了族譜的編修方法。歐、蘇家譜體例重在圖表的創新，都屬五世則遷的小宗譜法。每圖只譜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五世以后，格盡另起。格式上，歐體是橫行的，每圖五欄;蘇體是上下直行的，每圖列五世。后人多以歐、蘇譜例為法式編纂族譜。

宋代的其他一些學者也很重視譜牒。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都設有譜牒類。鄭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對譜牒之學頗有創見。他還在《通志·藝文略》中，將史部分為十三類，譜系為其中之一;又把譜系細分為帝系、皇族、總譜、韻譜、郡譜、家譜六種，共著錄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從而對譜牒進行了一次較為系統的整理和編目，對后世著錄譜牒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宋代，還產生了一種新的譜牒體裁——年譜，是按年月專門記載某一個人生平事跡的譜籍。被寫的人物即為譜主，他們大多為著名的政治家或學者。流傳至今的較早的年譜有呂大防《杜甫年譜》、《韓吏部文公集年譜》等。年譜的出現，為譜牒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同時它還具有相當的史學價值。此后，編制年譜之風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時代最為突出。

元代的家譜同宋代一樣，仍以敬宗收族為目的。從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譜序可以窺見當時家譜的一些情況，在體例上變化不大，在內容上雖在生卒、繼承、勸誡方面體現了一定的倫理和宗法要求，但遠不如后世的族譜那樣嚴格講求宗法和倫理，這同元代族譜與政治的關系密切有關。

到了明代，修立家譜的宗旨已演變為以強調“三綱五常”的倫理為主。歐、蘇體例得到突破性的發展，記事范圍擴大，而且大量出現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統貫于一譜的宗譜，即統宗世譜。如弘治十四年(1501)編修的《新安黃氏統譜》記載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個支派譜系。此外，明代家譜功能的強化還體現在族權的形成。明代較著名的譜學家有方孝孺、吳沈、解縉、李日華、凌迪知等。吳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編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華撰有《姓氏譜纂》七卷，凌迪知撰《歷代帝王姓氏統譜》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

清朝開國后，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造成社會學術風氣大變，譜學在學術發展上的地位受到影響。政府曾一度下令刪改家譜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庫全書》和清遺老趙爾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譜系一門。盡管如此，民間修譜之風仍很濃厚，這從現存的大量清代譜牒可以得到證明。同時，一些學者對譜學也頗有研究。

為了堅持修譜，一些大姓名族制訂了修譜條規。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訂修譜條規達三十四條，規定家譜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譜時，要開館，祭祀祖先，頒發格冊;嚴防假冒，如有干名犯義者不得濫入譜牒等等。同時，還頒布了《修譜榜示》、《修譜凡例》等。

清代學者重視史學與譜學的關系，作為譜牒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發展。學者們重視史表的作用，將二十四史中無表者一一補齊，對前人所作之表進行校正、考釋。并擴大了表的范圍，可表人、表事、表時、表地。著名史學家章學誠論述史表的作用時認為：“人表者，《春秋》譜歷之遺，而類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則人分類例，而列傳不必曲折求備，列傳繁文既省，則事之端委易究，而馬、班婉約成章之家學可牽而復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而人表實為治經業史之要冊”(《文史通義》外篇二《史姓韻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導和實踐，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從而強化了譜牒學在史學中的功能。史家們還將譜牒視為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邵晉涵認為：“家修譜牒，能使體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譜，更有裨于掌故”(《南匯文鈔》卷六，《淶水方氏家譜序》)。章學誠則直接把譜學視為史學的支流，他說：“余惟譜歷之學，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屬，分經緯。太史公集《尚書》世紀，為《三代世表》，其遺法也。魏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為經緯，蓋亦史部支流，用備一家之書而已”(《章氏遺書》卷二十一，《劉忠介公年譜序》)。因此，他在編纂 《史籍考》一書時，將譜牒立為一大部類“譜牒部”，下分專家、總類、年譜、別譜四類。

同時，一些學者還很關注譜學與方志學的關系。如章學誠積極主張地方志書應該記載州縣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譜牒之書，藏之于家，易于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志之書，考定成篇，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檢存稿·望族表敘》 中總結了地方志書著錄譜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縣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設有“氏族表”，專門記載州縣地方的大姓譜系。這一作法，對其他一些志書的編纂產生了影響。

另一位在譜學研究上較有造詣的學者是朱次琦。他的譜學著述今僅存兩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該譜的分目情況：“有世系支派，然后諸譜中諱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譜》;氏族、書第、門閥，有自來矣，故《恩榮譜》次之;譜所以明孝愛，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譜》、《墳塋譜》次之; 譜所以守文獻，備一家之故也，故 《藝文譜》、《家傳譜》次之;其余遺聞逸事，不列于諸譜者，散碎爬羅，亦述家風修世祿者所不廢，故以《雜錄譜》終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總結性表述，堪稱清人族譜體例較完備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