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名勝古跡·重大考古發現

(1) 三星堆

1986年，四川考古部門對三星堆的大規模考古發掘震驚了世界。據香港《文匯報》1986年12月21日報道，三星堆出土文物“比湖南馬王堆的文物時間早、數量多、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遺址媲美。”西方學者則認為這“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屬文物最多的發現，它們的發現可能會使人們對東方藝術重新評價……使人們對中國金屬制造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甚至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三星堆出土文物比兵馬俑更加不同凡響。

三星堆位于川西平原廣漢縣境內，距廣漢縣城八公里左右，地屬中興鄉(今南興鎮)。從1929年在此地發現文物起，我國考古工作者曾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瓷器、玉器、銅器、漆器等珍貴文物。1986年，對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取得了重大進展，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了一個長4.6米，寬3.5米，深1.64米的“寶庫”，集中埋藏了大量的黃金、青銅、玉石和象牙制造的文物。這個寶庫被命名為“一號祭祀坑”，共出土上述珍貴文物四百余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我國首次出現的黃金手杖和黃金面罩。手杖是用純金包卷而成，長1.42米，凈重約500克，上面雕刻有人頭、鳥、魚等裝飾圖案;面罩與常人面龐按一比一的比例制成，眉、眼、口部鏤空，鼻梁突出，制造工藝精美。另外還有十三件青銅頭像，也與真人頭部大小一樣，空心鑄造而成，頭戴平冠，鼻高目闊，耳大碩豐，而且表情各異。這種青銅頭像在我國尚未發現過。其線條之優美流暢，比例之合理，顯示出制作者準確的表現力;隨同出土的玉器也是工藝精美。這些都向人們揭示了古蜀國在雕塑藝術、鑄造技術和玉石的加工工藝上都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距一號祭祀坑的發掘不到一個月，又挖掘、清理出了一個比一號祭祀坑規模更大、埋藏文物品種和數量大大超過一號祭祀坑的寶庫，稱為“二號祭祀坑”。

二號祭祀坑長5.3米、寬2.3米、距地表深約1.55米。這里出土了一批瑰寶級的金、玉、象牙和青銅文物，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一具高達2.62米的青銅人像，可稱巨人。呈躺臥體位呈現在考古工作面前，他那巨大的雙手似乎在擁抱二號祭祀坑內的一大堆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這個由無比碩大的巨人守衛的“文物之家”的“家珍”計有：一大堆黃金面罩，六七十根長約一米的象牙和罕見的青銅頭像、面具及青銅雞、蛇、鳥、鈴、樹等;還有一批玉器。

考古工作者根據現場發掘和清理的成果，經過分析和考證，斷定一號祭祀坑的年代為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紀左右)，而二號祭祀坑的年代則相當于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紀左右)。至此，歷經六十年之久的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告一段落。其所出土的許多文物，如金杖、金面罩、青銅人像和玉石禮器等或為我國所僅見，成為同期文物中首次發現，對于古代諸多歷史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填補了我國先秦史、考古學、青銅文化和冶金史、工藝史及美術史上的諸多空白。當然，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對于四川地方史和巴蜀文化研究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那是不言而喻的。

在歷時近六十年的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及其附近地區進行了廣泛的考古發掘，在三星堆的東、西和南部都出現了巨大的城墻，發掘出的東城墻最長，達到了1800多米，西城墻已殘，尚存800多米，南城墻長約210米。根據這些發現和實地勘測，三星堆古城的輪廓被勾勒了出來，這是一個東西長1600至2100米，南北寬1400米，現有總面積2.6平方公里的古城。其城墻的始筑年代大約相當于中原王朝的殷商早期，這種城市規模在當時已是極為罕見的。

上述古城墻的始筑年代，在三星堆文化遺存的四個時期中屬于第二期的晚期。表明這座古城的出現，乃是古蜀文明較長時期發展的結果。三星堆文化遺存的第一期大約距今4740至4070年，還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當于中原的龍山文化中晚期;第二期距今約4070至3600年，相當于中原的夏代和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至3200年，相當于商代中后期;第四期距今3100至2875±80年，即商末周初時期。

三星堆古城的城墻里面，分布著密集的生活區、居住區、作坊等眾多的遺跡。考古發掘共清理出房屋基址四十多間，其開間面積一般都比較大，在十五至三十平方米左右。有一間最大的進深八點七米，開間二十三米，面積竟達二百平方米。1929年發現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發掘的一號、二號祭祀坑均位于城內的中軸線上，說明了這個區域是一個宮殿區，人們確信，這就是古蜀國的都城。關于古代蜀國歷史的傳說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證。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許多文物，尤其是金杖、面罩、青銅人像等，這些東西是與其同時的中原王朝所沒有的。三星堆的青銅器呈現出與中原文明的較大差異。學術界不少人士對此極為注目，他們詳細考察和研究了三星堆文明的文字、城市以及上面提到的青銅器這三個要素，發現這里不僅是一個可與同時期的中原文明媲美的燦爛文明，而且在上述文明諸要素上無一例外，都與中原文明有著較大的差異。再將考察和研究范圍擴大到國家政體方面，結果仍然是這樣，這就說明，三星堆文明有其自己的生長點。換言之，這是一個獨立于同時期中原文明之外的，有著自己自成一體的結構框架和發展特點的古蜀文明。這個文明是中華文化多元起源的一個起源地。在當時，這是長江上游的一個大的文明中心。

三星堆考古大發現將南方絲綢之路的初步開通時間上推到了公元前1500至1600年間。

南方絲綢之路起自四川盆地，經南亞到中亞，最后到達近東，這是一條古代亞洲最大的，也是最長的文化通道。具體路線是從今四川經云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約旦、以色列至埃及，也可從伊拉克北上經敘利亞、土耳其到達希臘。這條路全長超過一萬公里，比絲綢之路的七千多公里長出了許多。古今中國境內的這一段始自三星堆蜀國都城，經今成都、西昌、攀枝花到云南下關，再由云南的騰沖和神戶關進入緬甸。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或紐帶。既稱中西文化交流，那就應該是雙向的。不論是埃及木乃伊上的絲綢，還是漢武帝的使者在西域看到的竹布、印杖，都說明當時的西方已有的蜀國產品，蜀國確實對西方發揮了它的影響，那么西方文化對蜀國的影響又在哪里呢?

三星堆青銅文明有其明顯不同于同時期中原文明的特點。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三星堆文明帶有不少西亞文明或者地中海—愛琴海文明的因素。這些因素在迄今中國的考古發現中是唯一的，因其對古蜀文明產生影響的時代很早，故得以留下諸多痕跡。最為突出的就是在三星堆一號和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黃金杖和黃金面罩。

金杖是一柄權杖，不僅是古蜀王王權的象征，也是神權及經濟和社會財富壟斷權的象征，是這個古代王國權力的最高象征物。據《左傳》等眾多的古代文獻記載，中原王朝夏、商、周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的象征是九鼎，人們因而習慣地把“問鼎中原”作為窺視政權的代名詞，卻并無權杖一說。再考察現有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三星堆出土的這柄權杖，不僅中原王朝既無記載也無發現，而且在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也是絕無僅有的。

如果從更大的文化范圍來考察社會發現，權杖起源于西亞。古代埃及有大量的權杖出現，到第四王朝時，埃及權杖變得細長齊肩，且無杖首。三星堆這柄金杖，其細長的杖形與西亞及埃及這一時期的權杖非常接近。近東權杖一般要在杖身上端刻上圖案，與三星堆金杖如出一轍。這充分說明在三星堆出現的金權杖，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進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是古蜀文明吸收西亞地方性文化形式的具體體現。如果沒有南方絲綢之路，這種吸收是不可思議的。三星堆這柄突如其來的金杖也是無法解釋的。

黃金面罩，包括同時出土的青銅人物雕像群和青銅神樹，與金杖一樣，在蜀王國本土和中國的其他地區都找不到它們的根。這些東西都曾在西亞大量發現過，且年代略早于三星堆出土的這些東西的考定年代。以黃金面罩為例，它最早產生于美索不達米亞，在西亞地區廣泛流行，最為著名的就是埃及新王國第十八王朝法老圖坦哈蒙王陵內的殮葬面具。同時西亞的很多藝術創作中都要在雕像上飾以金箔。黃金面罩在三星堆的出現，也只能是西亞文明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影響東亞文明的結果。古蜀國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卓有成就的。

(2) 自貢恐龍

一兩億年前，恐龍曾經是地球的主宰，廣泛地分布于地球各地。這種巨型動物為什么會在地質史上的白堊紀末突然全部滅絕，不留任何刁遺，至今是科學上的一個不解之謎，引起人們無盡的推測和遐想。不過，這樣一個亞種繁多、數目龐大的動物物種全部滅絕，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遺跡，其中最大的遺跡就是恐龍的骨骼化石，人類正是通過這些化石來了解這種滅絕了的古生物的。由于恐龍在地球上分布甚廣，世界各地都有恐龍化石的發現。自貢發現的恐龍化石以其數目大、種類多、保存完好和埋藏集中而居世界同時期恐龍化石之冠，獨步“龍壇”。

自貢是一座以井鹽和鹽化工聞名的小山城，以自流井和貢井兩口著名的鹽井而得名。歷史上曾經是我國優質井鹽的主產地和井鹽技術最發達的地方。位于四川盆地內富饒的沱江流域中部，距成都約二百公里。自從在這里發現了恐龍化石群以后，自貢就更以恐龍聞名于世了。

自貢的恐龍化石分布之密集，令人驚異。在自貢境內，經查明發現恐龍化石的地方，竟有大大小小五十多處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兩處，一是在自貢市近郊的伍家壩;二是市區東北約十一公里的大山鋪。著名的自貢恐龍博物館就修建在大山鋪恐龍化石群的埋藏現場。

1974年，考古工作隊在伍家壩僅僅一百平方米的地方，就發掘出土了十多個恐龍的個體材料和五百多枚恐龍牙齒。十多個恐龍個體材料中，有五架之多的比較完整的恐龍骨架，分屬三個恐龍類型、其中大型蜥腳類兩具，獸腳類一具，劍龍類兩具。當時亞洲尚未出土過完整的劍龍化石，伍家壩一出土就是兩具，而且捎帶還出土了其他類型的恐龍化石三具，一時引起了轟動，學術界對此極為重視，將這兩具伍家壩劍龍骨架化石命名為“多棘沱江龍”。曾先后到日本、法國等國展出，博得了眾多的好評。自貢市以我國著名的恐龍化石產地聞名于世，也開始于這兩條“多棘沱江龍”的出世。

大山鋪的發掘是從1972年開始的，從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大山鋪發掘了約兩千八百平方米的范圍，在厚達四至五米的沙巖中，經過幾次揭露，發現從上層到底層，幾乎層層含有化石。再進一步發掘，考古工作者們發現了一個壯觀的景象：大量的石化了的恐龍骨骼和殘骸重重迭迭堆積在一起，使人不由得想到這簡直是一個巨大的恐龍墓地。考古工作者在這個恐龍墓地中發掘、整理出一百多個蜥腳類恐龍的個體材料，其中比較完整的恐龍骨架就有三十多具，還有一批罕見的恐龍頭骨。大山鋪出土的恐龍化石種類繁多，除上述蜥腳類外，還有鳥腳類、劍龍類、獸腳類等。鳥腳類和劍龍類都分別出土了十多個個體材料，各有一具完整的骨架;獸腳類雖沒有完整的骨架，但有大量的個體材料。

大山鋪恐龍化石中有不少稀世珍品，在考古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研究恐龍的產生、品種、生活和進化更是無比珍貴的實物材料。這里出土了我國最早的早期類型翼龍，世界上時代最早的、比較原始的劍龍和帶有一些原始特征的蜥腳類恐龍。除恐龍化石外，其“副產品”也非常可觀，一批古脊椎動物骨骼和頭骨化石以及罕見的中侏羅世龜類化石、世界上滅絕最晚的兩棲迷齒類動物化石伴隨著恐龍化石出土。這些都是今天研究那個遙遠的世界的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根據地質歷史的研究，大山鋪埋藏有恐龍化石的灰綠色長石石英砂巖層，是在四川地區廣泛分布的“下沙溪廟組”，是由河水沖積形成，地質年代屬于中侏羅世。也就是說，這里的這些恐龍生活在距今約1.6億年前的中侏羅世或更早的時期。這是大山鋪恐龍化石的最大價值所在。目前世界各地雖出土了大量的恐龍化石，但很少出土早、中侏羅世的恐龍化石。大山鋪如此大量、多品種、保存較好的恐龍化石的出土，正好填補了這一近乎空白的時段，補上了恐龍化石的這一致命的缺失環節，為研究恐龍演化的這一中間階段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也為研究恐龍的起源提供了無比珍貴的線索。無怪乎大山鋪恐龍化石的發掘出土，要被稱為恐龍化石發掘史上的一次重大收獲，是我國古脊椎動物學界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

地質史的研究，也揭開了大山鋪恐龍化石層層堆積的原因。巨大的恐龍墓地在中侏羅世時原來是一塊水草豐茂的開闊的濱湖地帶。在這里死亡的恐龍因風平浪靜而不至漂走，河水又不斷地從其他地方運來恐龍和其他古動物的尸骸。尸骨的堆積和泥沙的沉積掩埋在這里交替進行，層層積淀下來，經過億萬年的地質變遷，終于形成了今天觸目驚心的恐龍墓地。

自貢恐龍博物館是修建于著名的大山鋪恐龍發掘現場上的專業化恐龍博物館，這也是它的特點所在。象這樣擁恐龍化石埋藏遺址于館內的博物館，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在中國則是絕無僅有。該館始建于1982年，目標是建成一個研究侏羅世恐龍的基地。已完工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積約二萬五千平方米，館全建筑面積約六千平方米。館舍一樓為“大山鋪恐龍群窟”的基本陳列，保存有恐龍化石埋藏遺址一千九百平方米左右，分“埋藏廳”和“地下室”兩部分。其核心是“埋藏廳”的南半部，這里是已發掘的恐龍化石埋藏地段，多種恐龍的骨骼錯落交織地散布在近水平狀延伸的砂巖層中，是大山鋪巨大的恐龍墓地的縮影。另一處重要的陳列是“裝架廳”，這里陳列有頭高十米的龐然大物“天府峨眉龍”。這個廳內陳列的多具恐龍復原骨架組合和其他古脊椎動物的化石標本，可以形象地再現大山鋪侏羅世以恐龍為主的動物種群的面貌。

(3) 懸棺

在著名的長江三峽中，有一個小峽叫做“兵書寶劍峽”。因在其臨江的絕壁上，懸掛著一柄碩大的寶劍和一匣兵書而得名。此峽引得歷代游人遐思萬千。據科學家們考證，傳說的那一匣兵書，匣子里裝的并不是兵書而是尸骨。高高置于絕壁凹槽中的所謂兵書匣子原來竟是遠古死者的棺木。這就是懸棺，是一種古老的、帶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喪葬方式。

四川地區的懸棺以其分布廣泛，時代延續長、類型豐富復雜和保存完好著稱，此諸多方面都在國內首屈一指。

四川的懸棺葬主要分布在東起長江三峽，西到橫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內的長江及其支流大寧河、烏江、綦江、南廣河、橫江等大小河流沿岸。按地域分布的不同，可劃分為川東峽江、川東南烏江流域和川南三個區域。

川東峽江包括奉節、巫山、巫溪三個縣。懸棺星羅棋布于境內長江和大寧河河谷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瞿塘峽盔甲洞和巫溪縣荊竹壩。

荊竹壩位于巫溪縣城南二十一公里處的大寧河畔。這里處于大寧河上游，其支流東溪河西岸山勢陡壁直立，山頂距水面在三百米左右。由于崖壁的石質為石灰巖，經風雨沖刷和山水的侵蝕，崖壁中部多內陷，形成狹窄的石槽，當地人稱為“黃巖”或“罩巖”(因內陷可避風雨)。懸棺就分布于這些石槽內的石墩上，排列密集、首尾相接。其排列規律是以偶數為組放置，以兩棺一組為最多見。

這一地區的懸棺葬有一個引人遐思的特點，那就是凡是在長江三峽段支流上發現的懸棺，只要能辨別其尸首的頭部朝向者，無一例外地都朝向下游。研究者對此的解釋是，制造這些懸棺的民族，系由長江向其支流遷徙而來。這種奇怪的頭朝下游表現了死者對故鄉的懷念。

川東南烏江流域的懸棺葬分布于黔江市和彭水、秀山和南川縣的烏江河谷中，以彭水縣和黔江市最為集中。

這一地區的懸棺葬沒有經過科學的發掘和清理，只有一些零星的發現。但也可大體窺見其面貌。懸棺多利用距水面二十至八十米的崖壁上的天然洞穴和凹陷石臺放置，少數洞穴有人工修整過的痕跡。棺木有木柜形和木碓形的兩種。木柜形棺木形似普通使用的木柜，內分若干個格子，格子內分裝人頭骨和隨葬品，帶有明顯的二次葬痕跡。因形狀特殊且引人注目，當地人稱放置了這種懸棺的石巖為“柜子巖”或“箱子巖”。木碓形棺木形似當地農民用來舂米的木碓，用整根木頭鑿制而成，其長度在二米以上。考古學家推測，這應該屬于一次葬。

川南地區不僅是四川，也是我國發現懸棺數量最多、最為集中的地區。這些懸棺主要分布于高縣、珙縣、興文、長寧和筠連等縣境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珙縣麻塘壩的“僰人懸棺”。

麻塘壩距珙縣的洛表鎮約二點五公里。在一片寬三百米、長五千米的平壩中間，一條小溪南北向流過。平壩的東西兩側都是險峻的懸崖絕壁，僰人懸棺就在這陡峭的絕壁上。

川南懸棺的四種放置方式在麻塘壩應有盡有。有置于天然巖洞中的、也有置于天生的巖石墩上的，還有置于在懸崖上人工開鑿的橫龕或直穴內的。最有特色，也是數量最多、隨處可見的是第四種方式，這是“正宗”的“懸”棺，給人以懸掛空中，搖搖欲墜的感覺。這就是在懸崖上并排鑿孔，釘入木樁，棺木就放在這并排的兩三根木樁上。人如果站在懸崖下仰視，棺底赫然在目，整個棺木如同掛在懸崖上一般，使人驚心動魄。無怪乎當地人將其形象地稱為“掛巖子”。

這種懸棺以單棺獨放為最多見，即一組木樁上放一具棺木。但興文縣境內卻多見一組木樁平托兩具棺木的情況。考古學家推測，似乎是夫妻合葬墓。

經學術界認真細致的研究，確認這些懸棺最晚不超過明代中期，最早為宋代。

通過上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三大區域的懸棺葬，以川東峽江地區年代最早，為戰國到西漢時期;川南地區最晚，為宋以后至明朝時期，即懸棺葬的消亡時期;川東南則上承峽江、下啟川南，是一個過渡時期。三個區域具有共同的四川特色和文化內涵，是一個順著歷史的長河依次展開的有機整體。巖畫就是這些地區懸棺葬的共同特色之一。這幾個地區的懸棺大都伴有巖畫，畫與棺共存一壁，使畫成為懸棺葬俗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千姿百態的形象反映死者生前的生活場景以及送葬者的良好祝愿，內容以人、馬為主。

考古學家考察了國內比四川地區時代更早的懸棺葬，如福建省崇安縣的武夷山(其年代為商周之際)和江西貴溪縣(其年代為春秋戰國時期)，發現四川地區的懸棺葬雖然時間相對較晚，但與福建和江西的懸棺葬并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

最遲在清代中葉，懸棺葬這種葬俗已不再存在。原來實行過懸棺葬的民族在留下無數具“高高在上”的懸棺之后已悄然消失、無蹤無影了。

經過廣泛的調查、發掘和清理，考古學家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懸棺不是漢族的墓葬，也不是遠古生活在川東、川南地區的巴人的墓葬，而是曾經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的墓葬。考諸歷史，曾經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在遠古為百濮民族，以后百濮民族系統分化為僚、蠻等民族。僚人生活在今川東和川東南一帶，唐時為著名的“五溪蠻”的一部分;生活在川南珙縣一帶的是僰人，西漢王朝曾在今宜賓置“僰道”進行管理。歷史學家認為，僰與僚系同族異名，出自遠古的百濮，僰即濮，也即僚(魏晉以后稱僚)。不言而喻，懸棺中裝的是僰—僚民族的先民。俗稱川南懸棺為“僰人懸棺”并沒有錯，只是不夠全面而已。僰人還以“僚”的族名在川東峽江和川東南烏江制造了更多的懸棺。整個四川地區的懸棺因而都可稱為“僰人懸棺”。

明朝時，苗族從湘西大量向川東、川東南地區遷徙，征服了當地的僰—僚民族，一部分僰僚民族被苗族融合。明時川東、川東南及川南的僰—僚民族被稱為“都掌蠻”，因不滿明政府的壓迫，多次起兵反明。《明史》記載了明朝政府對都掌人的數次血腥鎮壓。僅萬歷年間四川巡撫曾省吾、總兵劉顯的一次重兵圍剿，就號稱擒獲都掌人首領三十六人，殺死和俘虜都掌人四千六百人。在數次殘酷鎮壓下，內有苗族征服和融合威脅的都掌人幾乎被趕盡殺絕。僰人就此從歷史上消失，只留下無數的懸棺訴說著他們曾經在歷史上的存在。

僰人之采用懸棺葬這種奇怪的喪葬方式，與他們的民族文化心理有關。僰人可以說是一個水生民族，水是他們生命的象征。懸棺無一例外都是面江臨水，這種傍水而葬的喪葬方式在僰人看來是最理想的。甚至有記載說僰人都希望懸棺早日墜落下來，掉入水中，以先墜為吉利。

僰人用懸棺埋葬死者還有道教的影響。眾所周知，四川既是道教的發祥地之一，又是道教最為興旺發達的地區之一。有證據表明，四川的諸多少數民族包括僰(僚)人都曾參與道教天師道的創立，并受到道教關于死后飛升成仙的觀念的影響。死后將尸體高高地置于半空中，不但離天更近一些，而且這種放置本身就意味著“升天”。這種心理在懸棺葬的喪禮如“鬧尸”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人們通霄狂歡以慶祝死者靈魂飛升。

懸棺葬也有避腐防盜(墓)的實用因素。懸棺置于高高的懸崖半腰，下臨河水，要想盜掘幾乎不可能。而且懸棺置于既可遮風避雨又有充足陽光照射的崖壁上，于尸體防腐十分有利。

(4) 漢畫像磚

漢畫像磚是指從漢代墓葬中出土的、用來裝飾墓壁的、繪有畫像的墓磚。迄今只在四川地區有發現。

據統計，目前四川地區已知道的漢畫像磚出土總數已達到了四千多方。主要出土于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的東漢晚期的墓內。具體位置一般是鑲嵌在墓室或者墓道兩壁半腰的地方，也有的在墓室的后壁上。一座墓中出土的數量從幾方到幾十方不等，多數只有幾方。

漢畫像磚是用泥坯燒制而成的。其畫像是預先刻制在磚模上，經燒制后，畫像與磚體渾然一體，故能在地下埋藏千年之久而不至湮滅。有的畫像磚上的畫像上還涂有彩色。其方法是先在燒好的畫像磚有畫像的一面涂上一層白粉為底，然后涂上各種與畫面有機配合的顏色。頗有些集雕塑和繪畫于一體的藝術水平。

漢畫像磚以其出土的地域不同而呈現幾種規格。出土于成都平原中心地區的漢畫像磚為方形，長從四十到五十厘米不等，高也從三十到四十厘米不等;出土于成都平原邊緣地區的漢畫像磚多為長方形，其規格為長四十余厘米，高二十余厘米;出土于成都平原邊遠的丘陵地區的漢畫像磚則呈長條形，長一般是十至四十厘米，也有長達六十多厘米的，高為六至十厘米左右。

漢畫像磚一般是一磚一畫，即一匹磚上有一幅畫像。但方形畫像磚中有一磚數畫的現象，即一匹磚上有幾種不同內容的畫面。方形畫像磚一般畫像內容都比較豐富多彩，而且其畫面也較其他兩種為大。

漢畫像磚全面地展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面貌。由于采用的是畫像的方式，它比任何文字記述都要準確和生動。一幅幅生活百態圖給我們形象地勾勒出漢代社會生活的全貌，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根據現有的材料，考古學家將漢畫像磚的內容進行了分類整理，將其分為了六個大類(據霍巍、黃偉著《四川喪葬文化》)。第一類是政治生活畫面，反映漢代的政治制度。具體內容包括官吏考績、寺門擊鼓、闕前迎謁、習射和官吏出行等。第二類是勞動生產，反映漢代農業和手工業狀況，具體內容包括薅秧農作、播種收獲、采蓮、采芋、采桑、釀酒、制鹽等。第三類是市井商業交通，具體包括市井風貌、車馬、雙闕、庭院、酒肆等。第四類是社會習俗，包括宴飲、六博、斗雞、養老、傳經、賑濟等。第五類是舞樂百戲，畫有盤舞、長袖舞、巾舞、舞、排簫、琴瑟和疊案、跳丸、飛劍、頂瓶、弄環等。第六類是神話傳說，包括西王母、伏羲女媧、羽人、日月星辰、龍車、仙人六博、仙人騎鹿等。

這六大類的畫面內容，幾乎包括了漢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但有現實的社會生活，而且還有精神生活中虛幻的神話傳說，可謂面面俱到。漢畫像磚反映社會生活之全面，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