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名醫張從政

張從政(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睢州考城(今河南民權縣城東，一說蘭考縣東) 人，此地在五代梁開平元年 (公元907年)，曾更名戴邑，故張子和自號為戴人。為金元四大家之一。

張從政出身于世醫之家，少年時受到家庭的熏染，決心繼承父業，致力于醫學，13歲時便誦習《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20歲移居宛丘(今河南淮陽縣) 開業行醫，足跡遍及潁州、郾城、汝陽等縣。金章宗泰和三年 (公元1203年)，從軍入伍，南下江淮，任軍醫之職。金宣宗興定中一度被召至京都汴梁 (今河南開封)，在太醫院任職。由于當時處于朝戈暮戟，疫病流行的亂世，看不慣迎送長吏，馬前唱喏的丑態，不久便辭歸鄉里，與弟子麻知幾、常仲明等游于隱水之上，一面博覽古今醫著，研討醫學理論，“講明奧義，辨析玄理”; 一面懸壺應診，為人治病。數年間名震東州 (指開封以東的州郡)，“以醫聞于世”。晚年，由于不滿金朝統治，乃隱居民間，過著“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雪、五株柳”，“紙窗土坑醉復醉，日夕間醒蠶五斗” 的生活。

張從政治學態度嚴謹，務在求實，立論必以古代醫學文獻為依據。學術觀點則私淑金元四大醫家之首劉完素，用藥多偏寒涼，并有所發展。在治療方法上，則從疾病發生的實際出發，認為邪氣是一切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故主張治病必先祛邪，邪去則正安。他說： “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 指出風、寒、暑、濕、燥、火為天之六邪，發病多在乎上 (外); 霧、露、雨、雹、冰、泥為地之六邪，發病多在乎下; 酸、苦、甘、辛、咸、淡人之六邪，發病多在乎中。他用上 (外)、中、下三方面概括病邪的所在，而且據以文獻，《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 “其高者，因而越之; 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滿者，瀉之于內，其有邪者潰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對《傷寒論》更是潛心研究，在實踐中加以印證，并作了發揮。提出治療疾病必先祛邪，而祛邪的治療方法，則應以汗、吐、下攻病三法為主。具體地說，凡是風寒之邪所發的病，在皮膚、經絡之間的，應用汗法; 凡風痰宿食在胸膈或上脘的，要用吐法; 凡是寒濕痼冷，或熱客下焦等在下的，可用下法。他舉例指出，疾病在胸部以上的，如果用輕微的丸散，是治不好的，必須使用吐法，才能將病邪從近路驅出。他用吐劑也有一套經驗，先用小劑量，不見效就加大一些，再不見效使用物理的方法來輔助; 遇到吐而不止的情況，再采取其他解法。正是由于張從政偏重攻法，主張慎用補法，所以后世稱他謂“攻下派”或“攻邪派”。

在醫學爭鳴的金、元時代，反對張從政的人也為數不少，有的說，臨床疾病如此復雜，只有三法，何以盡愈其病?若遇虛損之疾，豈不傷人性命?其實，張從政強調汗、吐、下三法，是為了糾正當時一些醫生妄用溫補藥的流弊，他大聲疾呼告訴人們，一味用溫補法，過分服用辛燥的藥物，將是社會的不幸，病人的災難。他竭力主張用辛涼方劑來糾正這種偏見，誠懇地告誡人們不要過于迷信人參之類的補藥。他說： “凡藥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人參，不可不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夭之由也。”說明濫用補藥之害。任何藥物都有利弊兩重性，以大補元氣的甘緩之品人參來說，如果久服、誤服，或服之不當，亦足以致害。當然，張從政并不完全否定補法。他強調以飲食補養為主，藥物只能起輔助作用，用藥治病，應適可而止。

張從政在行醫中廣泛應用發汗、催吐、瀉下這攻病三法，并不像有人想的那么簡單，而是應用范圍甚廣，如“引涎鹿誕，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 炙、蒸、熏、渫、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 由此可以看出，張從政經過多年的醫療實踐，不僅豐富了汗、吐、下三法的內容，擴大了三法的治療范圍，而且在運用中達到了十分精確熟煉的程度。元代醫家呂復曾經說： “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這是對其學術恰如其分的評價。

張從政一生寫下十余部著作，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名曰《儒門事親》，意思是說： “醫家奧旨，非儒不能明。”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該書共15卷，詳細論述了三法的理論和各科臨床實踐以及雜記、方藥等，對研究以“攻邪派”為主的學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