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中的宗派主義

1928年，新文學的中堅力量紛紛云集上海，準備以恢復《創造周報》為中心新組成一個進步的文學陣營。但這一計劃被一批新從日本歸來的先進分子所阻止了，隨后就爆發了一場毫無理論意義可言的論戰。這就是關于“革命文學”的爭論。

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向文學提出了改變本質的要求，要文學及文藝工作者去承擔非文學的所謂歷史責任，所謂“一切的藝術，都可稱之為宣傳的藝術”“我們的作品，是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今天看來，這是完全否定文藝本質的觀點，但當時這卻是衡量是否是革命文藝的試金石。魯迅由于不贊成夸大藝術的武器而被斥為“走狗”。

縱觀現代文學史就會發覺，這種非此即彼的論爭并不是特殊的現象，尤其在革命文藝界中，它完全是以宗派主義面目出現的。1928年的論爭，就是其先河。隨后，左聯也不斷出現宗派主義內耗。而對外，與梁實秋、胡秋原、蘇汶、林語堂等人的論戰，無非就是不給自由主義文學以立足之地，這在當時歷史環境中是極其脫離現實的主張。

產生宗派主義的根源在于革命文學倡導機械地解釋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將二者的關系絕對化，要求文藝從屬于政治。在文學是政治的留聲機的前提下，把凡不同意此觀點的作家都歸為反動，凡不附合此要求的作品都稱為資產階級的麻醉劑。

在組織上，他們把文學團體視為政治團體，把“左聯”變成近乎秘密政黨的組織，對加入左聯設置了種種苛刻的規定。這對內使得成員感到創作受到極端束縛，對外，嚴重排斥了廣大的革命文學的同路人。

宗派主義，給革命文學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失與教訓。但幾十年來，宗派主義猶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可終不見有人出來打。相反，每當重大的政治任務來臨，文學就尷尬地負起并不適合于他的重任，并且把膽敢怠工的人斥得無處藏身。這不能僅僅從錯誤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找原因。封建意識所帶來的山頭主義，唯我正宗的思想，一旦披上革命的外衣，就不只是一種認識上的偏頗，而是一種深藏于文化心理中的毒瘤。新文學幾十年的教訓都說明了封建意識的不自覺泛濫以及對文學的過分要求是形成宗派主義的直接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