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枷起舞難煞人

近代文學革新運動是從“詩界革命”即詩歌革新開始的，著名資產階級革命家、文學家梁啟超是這一運動的發起者。早在1895年秋冬之際，梁啟超就和夏曾佑、譚嗣同在北京經常討論詩歌革新。

梁啟超認為，詩歌創作必須適應近代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必須反映新的時代內容。而傳統詩歌已無力承擔這一使命。這就要求詩人擺脫束縛，勇于革新，探索新的創作道路。趁當時詩界革命時機漸趨成熟，正應該進行詩界革命。梁啟超認為，所謂革命，“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他在《夏威夷游記》中提出了兩個美學標準：一是新意境和新語句，主要是指西方的新學說，新的社會科學思想和新事物，新的自然科學成就。比如梁啟超極力稱贊的黃遵憲的《今別離》四章，就是以近代科學新知識和新事物，諸如輪船、火車、照相機以及東西半球晝夜相反的自然現象，抒寫男女離別之情，別開生面，初步打開了中國詩歌的封閉系統，使它面向西方，面向世界。但是，梁啟超又強調了第二個美學標準，即“以古人風格入之”。這里的“風格”指古人的舊形式、舊格調，就是用舊體詩的形式、格調，來寫新鮮的時代內容。這種要求在當時來講，主要是為了適合一般讀者的審美習慣和美學趣味，便于贏得讀者。但應該看到，梁啟超這種“以舊瓶裝新酒”的主張，也限制了詩歌的進一步發展和革新。一種藝術形式一經確立，就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穩定性。中國古典詩歌在長期的發展演化過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格式，特別是近體詩，有其嚴謹的韻律、對仗等方面的要求，這就很難容納新思想、新事物、新名詞的語言結構。因此從整體上來看，“舊風格”已成為“新意境”的枷鎖。這就是梁啟超“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必然產生的矛盾，也是他文學思想中所積淀的傳統惰性的反映。

梁啟超旨在為中國詩歌的發展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但他所要求的“舊風格”卻不可能給新派詩開辟新的出路。如同中國資產階級政治上先天存在的軟弱性一樣，梁啟超在文學改革上也是不徹底的，新的文學觀念中夾雜著不少舊的東西，當然不能從根本上為中國古代詩歌的新發展找到理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