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熱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創建于隋代。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2年)始置進士科，此乃科舉制度創立的開始。它是為加強皇權，適應庶族地主要求參政的需要而創建的。其目的在于選拔地主階級中的所謂“精干人才”，輕“門第”，重“才學”，即“任人唯賢”。這在中國古代選舉史上是一次極其重要的變革。到唐代，科舉制度更加完備，有秀才、明經、明法、明算、進士等科。自唐高宗以后，進士科最為時人所重，一則因進士科注重詩賦，較秀才、明經等科為難;二則當時中央和地方官吏大都從進士中選拔。所以，進士及第便被視為“登龍門”，從此身份百倍，聲名鵲起，榮樂無比，因而對當時一般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誘惑力。詩人白居易二十七歲一舉登第后，便曾寫詩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般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一心一意地考進士。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進士科成為封建士大夫的主要入仕途徑。它對抑制和打擊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士族勢力，削弱前朝以來的地方割據勢力、加強封建中央集權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科舉制的實施始終存在著尖銳的斗爭。士族勢力便攻擊科舉選士使應試之人“投刺干謁，驅馳于要津;露才揚己，喧勝于當代”，希圖僥幸，積弊成俗。借此維護士族的特權。科舉制自身在實施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流弊。它使無數士人盡力于詩賦之藝，卻不研究治國安民之道。主試之人，務考應試者詩文之巧麗，卻不問其有無治世之才干。士人又“徒竭精華，習不急之業”。遇到實際問題，只好請胥吏代辦。又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所以由進士出身的官吏，很少有稱職者。寒門庶族的人取得高官厚祿以后，本身轉化為大官僚大地主，反過來把持科舉，營私舞弊。互相推敬、造請權要，激揚聲價、匿名造榜，攜藏入試，私薦、場外議定及先定及第人等弊端由此而生。校書郎王冷曾上宰相書，謂當時之進士及第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這一揭露實在非常深刻。由于重視科舉，唐代的官學教育變得愈來愈廢馳。它還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和教學內容和方法產生影響，使學校只培養一些記誦經典章句，善于辭章而缺乏實學的人才。對士子的學風也有很壞影響，在社會上廣泛養成“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名利思想。功名利祿成為士子追求的主要目標。因而，科舉制及進士熱的流弊，值得我們認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