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先生尹嘉銓的悲劇

乾隆四十六年，全國范圍內文字獄高潮已開始出現低落的趨勢，不料近畿直隸地方卻平地起風波，發生了一樁令人十分費解的大獄——尹嘉銓上折案。

這一年的三月間，乾隆帝巡幸五臺山，在回京的路上，駐蹕保定。退休家居的大理寺卿尹嘉銓趁機遞折為他的父親及清初一批著名學者請謚，并要求從祀孔廟。

尹嘉銓的父親尹會一，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撫，官聲尚好，又是雍、乾之際有名的講道學的人，寫過不少論述天理性命的著作。當時人都認為他與康熙朝三位講道學的名臣——陸隴其、湯斌和張伯行不相上下。好事者把陸、湯、張、尹合稱本朝四子。

尹嘉銓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道學家身邊，耳濡目染也開始講起道學來。長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統為己任，得意時甚至稱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傳。他出身舉人，做過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的司、道等官，后來內調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為時不久，即以年老休致。尹嘉銓在仕官生涯中沒有什么發展，恰恰在于他總是不忘大講其道學，而當時講道學并不符合“圣意”，有悖于時代潮流。只是這個迂夫子吃不透時尚之所趨，退休還鄉后還一味醉心于作一個道學家。這次借乾隆帝翠華西幸，車駕路經故鄉，便恭恭敬敬地繕具兩件奏折，要求為其父親尹會一及清初理學大師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賜謚號，并允其從祀孔廟。

乾隆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十分氣憤，認為其要求無理，便在奏折上批道：“賜封謚號，是根據國家定典而實施的，豈有自己要求的，簡直無理，這般大肆喧囂，真是不可饒恕!”于是召來軍機大臣等，將經朱批的尹嘉銓的兩個折子給他們看，同時作了如下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銓頂戴，鎖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貲財，以及在北京的家產。乾隆帝特別交待：查抄時資產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務須留心搜查，據實奏出。這一命令以“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弛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天還未亮，大學士英廉便奉到行在軍機處寄來的諭旨。按照旨意，他們把書籍行件作為查抄的重點。用了兩天時間，在尹家各屋中共查出書三百十一套，散書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裝訂書籍一柜，書板一千二百塊，以及書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將如此之多的書信集中到一間大室之中，專門派兩名“曾查辦過籍之事”的文字獄構獄老手翰林逐細搜查其中的“狂妄字跡”。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朝臣心里都明白，尹嘉銓之罪絕不僅止于妄求謚典及從祀了。但皇上為什么要赫然震怒、大動干戈?個中奧妙卻很少有人知道。原來乾隆是想借此事來壓制講學之風。乾隆皇帝雖然推崇道學，但只是把它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并不準大小臣工也學程、朱、陸、王的樣，也大講其道學。他從歷史的經驗中知道，講學之風一開，就會最終危及帝王的統治。宋儒明儒聚徒講學，好發議論，議論不同則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則朝臣朋分角立，朋黨互相水火;黨同伐異，則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結果，小則紊亂朝政，大則傾覆宗社。由此，乾隆皇帝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古以來以講學為名，實則開了結黨營私之頭。”于是，在打擊朋黨的斗爭中，大力壓制講學之風。他訓戒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所以，當時誰要以道學先生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修身養性，輕則受到社會輿論的譏諷，重則招致禍殃。尹嘉銓則出人意外地冒了出來，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崇尊一大堆不倫不類的道學名臣，欲重新煽起講學之風，乾隆帝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是欲抓住這件事制止因學術見解不同而導致朋黨死灰復燃。

負責查閱書信的翰林們，從尹嘉銓所著各書中簽出“狂妄字跡”一百三十一處。恭呈御覽后，乾隆帝認為下面幾條最關緊要，命承審大臣嚴加審問。

其一，尹嘉銓在他的著作中寫道：“朋黨之說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按他的意思，朋黨往往以門生與座師的學術關系為紐帶而團結而成，它實際可以成為君主統治的社會基礎，反對朋黨的結果，勢必削弱“父師之教”，反而不利于皇權獨尊。乾隆帝認為這是有意和皇考世宗(雍正帝)的《御制朋黨論》唱反調，況且自古以來“以講學為名，實開朋黨之漸”，尹嘉銓推崇“父師之教”，提倡講學，反以朋黨為是，是不可恕。

其二，尹嘉銓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錄》，也編了一本《名臣言行錄》，把清初以來的名臣如高士其、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人都羅列其中。乾隆帝認為，以本朝人標榜本朝人物大有問題，列入名臣的，其子孫自然感激，不得列入者，其子孫就會抱怨，一旦結成恩怨，門戶、朋黨之風就會復起。此外，朱子編《名臣言行錄》是在宋朝南渡衰微之時，而今國全盛，乾綱獨斷，哪里還有什么“奸臣”和“名臣”?這個法，乍聽起來很難索解，細細品味，又不難明白乾隆帝的邏輯：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襯皇帝的昏庸無能，而如有名臣，也證明皇帝不很夠格，未能大權獨攬，所以還需要名臣來輔佐。

其三、尹嘉銓在所著書籍中把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稱為“相國”，這本是當時人們習用的說法，無關宏旨，乾隆帝卻挑剔說，宰相之名從明太祖之時已廢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臨御四十六年以來，太阿在握，權柄不移，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學士的襄贊?他還通過這件事鄭重告誡后代子子孫孫，都要以他為榜樣，不許依靠大臣的幫助。

從尹嘉銓的著作中，乾隆帝還挑出不少問題。例如尹嘉銓模仿孟子學者“為王者師”的說法，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乾隆皇帝嘲笑他學問淺陋，讓大臣們評論，尹嘉銓能做我的老師嗎?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是帝王的專利，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就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嘉銓，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自號，結果被斥為“僭妄”。諸如此類的莫須有罪名還有許多，不過是為殺尹嘉銓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罷了。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九卿等在反復審訊后，奏請將尹嘉銓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理由是他“妄自比為大賢人，以講學為借口，寫了許多荒謬的著作，以圖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并且妄自排列名臣，顛倒是非，成為開朋黨之患的隱患，甚至僭妄犯上越禮，自稱(古稀老人)，各種狂妄無理的不法行為，實在令人切齒痛恨。”乾隆帝命加恩免其凌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嘉銓著述或疏輯的著作共82種，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各省查繳尹嘉銓文字作品的工作，從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到當年十二月才基本結束。

尹嘉銓的“罪行”，本來屬于統治階級內部正常的現象，但乾隆帝卻動用暴力手段加以無情的鎮壓，從肉體上消滅尹嘉銓，以作為“天下盜竊虛名、妄生異義者戒”，其為鞏固封建皇權的專制集權主義而壓制學術講論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尹嘉銓的不幸結局不在于他道學不夠純正，而是他還沒有完全學會做一個服服貼貼、渾渾噩噩的奴才。如果他早生一百年，在康熙時代，或晚生一百年，在咸豐、同治時代，都有可能成為受人尊敬的道學名臣，可惜他生不逢時，又不識時務，結果以一個悲劇式人物的形象留在了清代的文字獄史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