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盡狂沙始到金——《第二次握手》、《將軍吟》的問世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有這樣兩部作品，除文學價值外，還以其創作和問世的艱難而被世人注意。這就是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和莫應豐的《將軍吟》。

《第二次握手》最早寫成于1963年春天，后又重寫過三次。原因是每次都無法出版，只能以手稿形式傳閱，因而常常迷失而不得不重寫。1974年，北京一名工人將其改名為《第二次握手》(原名《歸來》)，開始以手抄本形式在全國流傳。書中對科學工作者的贊頌與當時“四人幫”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鎮壓相抵觸，而對總理的歌頌更刺痛了“四人幫”。1974年10月，他們下令圍剿作品并搜捕作者，次年1月，張揚被捕。在獄中，他受盡了身心的折磨。1979年，走出牢房的張揚立刻被送進了醫院。可是，他無法安心養病，《第二次握手》尚未出版，這可是十幾年的宿愿，是人民的期盼。拖著重病之身，張揚一遍遍修改原稿。鉛印的《第二次握手》終于在當年與讀者見面了。

《將軍吟》的創作與問世，更富有政治傳奇色彩。1976年，在上海的作家莫應豐多年來目睹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觸摸到人民群眾心中積蓄的反抗與仇恨以后，激于正義感和藝術良心，下決心偷偷創作一部反映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和極左思潮的小說，“把人民對‘文化大革命’判詞喊出來”。于是，他辭去工作，隱居湖南鄉下，冒著殺頭的危險秘密創作。寫作時，作家常常一邊聆聽《國際歌》那雄壯的音樂，一邊奮筆揮毫，115天逆水行舟，當寫完最后一個字時，他長嘯一聲：“現在可以死了。”

這兩部書是文化鉗制、政治高壓時代中的反叛文學，卻又是新鮮的“另外一種歌聲”。以今天的藝術標準和人們的思想認識水平來看，兩部作品都不免存在著稚拙與淺薄之處，但可貴的是書中敢于堅持正義、揭露政治扒手丑惡靈魂的勇氣實在令人欽佩!而且與那些被“四人幫”操縱、批準出版的小說相比，這兩部作品在藝術上求真求美，追求文學性，也給多年處于文化饑渴的讀者以美的享受。因此，問世之后的《將軍吟》還獲得了中國文學大獎——首屆茅盾文學獎。

十年浩劫令文學停滯、墮落，這時期的作品，幾乎都深深地打著極左的烙印，成了歷史的殉葬品。在這片文化大沙漠中，這兩部小說正如埋在沙漠下的黃金。

兩部作品戲劇性的創作和問世過程是一頁揭露“四人幫”摧殘文化的史書，而人民對作家作品的熱愛和保護說明一個民族的感情不容踐踏。歷史證明：誰想摧毀和褻瀆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品格，誰將最終自取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