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怯懦
韓愈是唐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文之作歷來為人稱道。其才學識見可謂一代雄才。但是其為人行事卻也留下一些笑柄。
他曾授命而作《順宗實錄》,實錄就應當真實書寫史實,就應當秉公執(zhí)筆,拋卻一切個人恩怨和成見。正如《漢書·司馬遷傳》一段文字所言:“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能如此而為史者卻不多,故方苞曾引萬斯同語道:“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后賢奸事跡并暗昧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必德、才、學、識兼?zhèn)洳拍転槭贰mn愈親歷王叔文、柳宗元的永歷革新,他本應當對此革新事件給予公允的評介,可是在他寫的實錄中卻歪曲事實,為尊者諱,因而不成其為“實錄”。為此遭人非議。這也許可以說“當局者迷”,但是根本卻在于韓愈有私心懷疑懼,他曾道寫史“不遭人禍,則有天刑”,他根本不敢正視現實,有意回避,只求全身避禍,他又怎么能寫好“實錄”呢。所以終韓愈一生只能是一個文人,而不是一個史學家。雖然他曾有機會修史,但他卻未能修出一部信史。
德、才、學、識能兼有著,古來難為,今亦難為,然而能相兼者必非凡夫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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