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學·風雅正變

“風雅正變”之說，是戰國時興起的一種解釋《詩經》音樂與詩體的學說，認為 《國風》與 《小雅》、《大雅》的作品隨著時代發展，由于國家政治與社會風俗的變化，在音樂與詩體上都發生變化，產生“變風變雅”。其說比較完整的闡述，始見于《毛詩序》。《詩序》仍本著傳統樂教與詩教的原則，以為“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是“六義”的根據，也是《風》、《雅》正體正聲的衡準。接著指出：“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這是“變風變雅”產生的原因與內涵界限。至于《頌》，皆產生于太平盛世，無“變”之說。漢儒以及后來儒家學者大多以此說《詩》。東漢鄭玄作《詩譜》，發揮《詩序》的觀點，并進一步排比《風》、《雅》、《頌》所隸屬的周代各朝天子及諸侯國君的譜系世次，說明時間上下，旁及地理位置，風土人情，來規定詩篇的正變內涵。具體地說，就是《詩譜序》所說的自周之先王以及成王、周公，皆為太平盛世，“《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這些都是“詩之正經”。此后政治逐漸敗壞，至于東周春秋，“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迄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 ‘變風’ ‘變雅’”。

《毛詩序》區分美刺，又言正變，從而構成以政教解《詩》的理論。孔穎達《正義》說： “《詩》之《風》、《雅》，有正有變……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但是盛世未必無怨無刺，衰世亦未必無美無善，以時代先后定盛衰，以社會盛衰定美刺正變，常常僵化牽強，難免謬誤。如《召南·小星》，本奉使言勞、怨訴不公之詩，但因《召南》按《毛詩序》說法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正風”，故其小序仍說它是“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的“美詩”。此后說詩者遞相承襲，皆以國家之治亂、詩篇之美刺作為判定正變的標準，又以正變之區分機械限定詩篇的美刺內容，如此循環往復，頗多方枘圓鑿之說，故后人往往對《詩》中何者為正、何者為變爭議不休。

詩來自樂，詩教來自樂教，因而論《詩》及詩教自當從樂與詩兩方面立說，“風雅正變”也不例外。按照儒家理論，宮商角徵羽五聲分別為君、臣、民、事、物，“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樂記》鄭注)，各有所為，不能混亂。孔子“審聲以知音”，使風雅各反于正，便是風雅正聲。其混亂者斥為 “靡靡之音”、“亡國之音”，即后來所謂 “變風變雅”之類。所以“風”、“雅”、“頌”的分類，除了從政教得失、詩人的美刺內容與傾向來分別詩體正變外，本來還包括有從聲音樂調上判別正變的理論準則。

唐代孔穎達等《毛詩正義》在解釋“風雅正變”時，據樂音與詩體結合的原理而進一步認為，“風”、“雅”、“頌”的樂音定型規范以后就不再變化，“變”的只是詩體即詩歌的政教內容。他解釋“變雅”時說《雅》分為二，是因天子之政有大事、有小事，“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明確提出“詩體”據政事內容而定。而“詩體既定，樂音既成”以后，等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時，“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 ‘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認為大小雅的變體只是詩歌政事內容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音樂曲調上仍沿用舊聲，并無改變。也就是說，“變風變雅”是用原有的正聲雅樂譜唱了衰世的歌詞，詩體變了，樂音依舊。因而引起后人的非議。

宋人戴埴認為：“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樂與政通，謂無關于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欲被之弦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鼠璞·十五國風二雅三頌》)其說專從樂音正變立論，確乎攻擊了孔疏“樂音不變”說的要害，因為儒家素有審音知樂知政的傳統學說。認為如果五音混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禮記·樂記》)，則“變風變雅”理當在音樂上也有所變化。但戴說正面論證未足，仍然是一種理論的推斷。

“風雅正變”說，是漢人據 《毛詩序》對 《詩經》的一種解釋。按照這一理論，來概括詩篇大意的《毛詩》小序，多與詩篇內容不合。故宋人起來懷疑漢代經說時，對《詩序》和“風雅正變說”作了重點攻擊。許多人認為根本就不應分什么正變，如署名鄭樵的《六經奧論》認為，說《風》詩分正變，還勉強可以，但“二南”中也有刺詩，十三《國風》中也有美詩，不能一概而論;若《雅》詩則只有大小之分，沒有正變之別。他認為“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 《序》，未可信也”。程大昌 《詩論》則說，《詩序》本已下了定義說“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 ‘正’而變為 ‘政’，自 ‘政’而變為 ‘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他們的說法，的確捏住了“正變”之說自相矛盾的痛處。但也不是所有的宋代學者都反對“正變”之說，如朱熹的三傳弟子王柏，曾作《詩疑》，勇于攻《序》，勇于疑《經》，卻相信“正變”之說，屢以“正風正雅”為周公時詩，“變風變雅”為周公以后之詩，而懷疑今本《詩經》的次序已有竄亂，要重新刪改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