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光慈到殷夫——革命詩派的幸與不幸

魯迅在評論殷夫的詩歌時強調指出：“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白莽作〈孩兒塔〉序》)這里，雖是針對殷夫個人創作的評價，但對于整個革命詩歌來說，也應是正確的概括。

革命詩歌，是在五四運動的感召和馬克思主義的催生下，對新詩的發展與開拓。蔣光慈與殷夫的創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開拓期的成就與不足。

在《新夢》與《哀中國》中，蔣光慈以飽滿的熱情，謳歌了無產階級向舊世界開戰的勇力，痛斥了帝國主義的殘暴與掠奪，抒發對華夏故土沉淪破敗的嘆息。詩作縱橫，給人以鼓舞和力量。但是，由于革命詩歌的創作處于發軔期，更由于作者對如何創造無產階級文學做了簡單化理解而存在嚴重的缺憾。首先，作者并未領會到革命詩歌也應是對革命運動的深層把握，而不應僅是表面的熱烈。蔣光慈的詩作雖熱情奔放，卻流于對革命的概念化表述，熱衷于場面的描摹，卻并未透析出革命的內蘊。由此導致詩歌概念化，缺乏深入地思索。其次，詩歌語言直白、造作、生硬、缺乏變化，似乎這種簡單直露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并且詩歌流露的小資產階級情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對革命文學的疏淺把握。與此對照來看殷夫的詩作，我們就能認識到他的難得之處。

《孩兒塔》中不僅有對愛情的謳歌，也有對革命的鼓動。他不僅在詩中抒發動人心魄的情，而且集中塑造出一個不屈不撓、反叛舊世界的“我”。“我”熱望“未來的東方朝陽”(《獨立窗頭》);“我”期待著“火山的口將噴射鮮火深紅”(《地心》);“我”深信“黑暗和風暴終要過去”(《孤淚》)：“我”要“獻身于光明的戰爭”(《妹妹的蛋兒》)。這些詩真實地跳動著時代的脈搏，燃燒著革命的火焰。它們在思想上，藝術上都突破了蔣光慈的單薄，使我們讀到它，能感覺作者心的律動，感覺到革命的如火如荼。

革命詩歌在殷夫這里，第一次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節奏，初步擺脫概念化的羈絆。但殷夫卻不幸于1931年被反動派殺害。他在詩歌創作上的貢獻，由于其早逝，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加之他后期的詩歌也出現標語口號化傾向，因而在后起的革命文學創作中，固有的毛病一度泛濫，留下了令人深思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