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牛李黨爭”看科舉士人

所謂“牛李黨爭”是唐代以科舉出身的士人和世族門閥的士人為代表的兩個政治集團的漫長的政治斗爭，而這斗爭的交點是人才制度。

“牛、李黨爭”起于元和四年(809年)的制科考試。“寒士”牛僧孺、李閔宗等應試對策中激烈抨擊朝政，宰相李吉甫大為惱怒，然而主考官卻錄取了他們。李吉甫認為，這種行為是把矛頭指向自己，于是向唐憲宗“泣訴”。并指責考試舞弊。結果，主考被貶了官，牛、李等人雖被錄取，卻長期得不到升遷。此后，朝廷上形成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吉甫兒子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長期斗爭，歷文宗、武宗、宣宗朝，或一黨得勢，盡逐異黨;或兩黨并立于朝，互相攻擊，每議朝政之時，是非蜂起。

大抵牛黨官僚，都是科舉出身的庶族士人，他們維護科舉制度，通過科舉，互相援引。形成勢力雄厚的朋黨。牛黨官僚甚至經常插手科場，為選舉而奔走，因而自然吸引了大量士人。李德裕與李黨骨干鄭覃，都是關東著名的士族名門出身，父祖輩都做過宰相，都是通過門蔭入仕的官僚，他們都對科舉制度懷有強烈的成見，認為進士以詩賦而得，宗尚浮華，不根藝實，甚至多次建議唐文宗取消科舉考試。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任宰相，下令進士科考試廢除詩賦，改試論議。但僅過一年，次年九月牛黨李宗閔上臺執政，盡斥李德裕所為，進士科復試詩賦。唐武宗即位，用李德裕為相，又盡逐牛黨。為打掉進士們的驕氣，李德裕又奏請廢除新科進士們的期集慶祝，拜謁座主以及曲江宴、雁塔題名等活動，指責這些活動使進士們“附黨背公、自為門生。”

但唐武宗死后，形勢又發生逆轉。繼位的唐宣宗是個科舉迷，他曾自題為“鄉貢進士李道龍”，并且對進士又喜歡又羨慕，經常問朝官是否登過科第，對登第的特別高興。以進士為主體的牛黨立刻得勢。牛黨首領，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任宰相，李德裕于大中二年(848)被貶到海南島崖州，次年病死于斯。前后持續四十年的牛李黨爭，終于以代表世族的李黨的徹底失敗而告終，這可說是歷史發展的趨勢所致。

一般說來，科舉出身的文官主要由庶族士人組成，他們來自社會中下層，對民間疾苦有一定的了解，他們向上爬的手段，主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依靠考試，而考試的權威性與公平性主要通過皇權得到保證。因此，他們進統治集團后，客觀地擴大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

但歷史又是復雜的，在評價牛李黨爭時，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科舉制度的進步性和世蔭制度的落后性來肯定牛黨否定李黨。歷史的事實是，在牛黨執政時期，其表現往往是平庸無所作為的，而李德裕盡管說過“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那樣荒謬的話，但他其實是中晚唐最杰出的政治家。在政治上，牛黨人士多關注于聯絡各種關系、拉幫結派，鞏固并發展自己的勢力，甚至勾結依附一向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宦官。在對待藩鎮割據，吐蕃入侵等唐代中后期重大的社會問題上，牛黨往往無所作為，奉行姑息退讓政策，多從自己一黨之利考慮，而李德裕執政的唐武宗時期，曾堅決鎮壓了山西一帶的藩鎮叛亂，成功地解除了北方回紇的威脅，使衰落中的唐朝一時出現了少有的振興氣象。況且他所批評的進士科考試的虛浮不實的確也是科舉制度一產生就有的先天痼疾，而且，為了國家的穩定，李德裕也曾獎撥孤寒，對庶族士人也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他后來被遠貶崖州時，京師甚至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也許正因為他是以門蔭入仕的世族子弟，使他較少耗精力于仕途的鉆營，而有較多的銳氣和魄力來處理唐王朝內外一系列重大的問題。

牛李兩黨的上述情況，使我們認識到科舉士人的另一面。庶族士人經過重重磨難(包括各種苛繁嚴厲而束縛思想的考試)登上仕途后，又在官場的坎坷程途中艱難地往上爬，許多人的聰明才智和銳氣魄力在這一過程中都已消磨殆盡，及至高位，茍安守成的心態便往往支配其為人行事(他們登上高位時不少人也確實老了)。他們對于自己賴以進身的專制皇權有著天然的依附和畏懼。如唐代宗時，庶族地主出身的常兗當宰相。常兗謹懦守法，不敢自行進用一人，一切以科舉考試為準，結果“賢愚同滯”，有才無才的都一起受到壓抑，朝政廢馳。自從科舉取士以來，專制皇權得到強化，思想禁錮越來越嚴，中國封建知識分子就整體而言，是越來越萎縮、弱化了，在精神上、文化創造力上，明顯地衰落下去。牛黨士人已預示著科舉官僚的這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