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被迫“引咎辭職”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一下子使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斗爭空前尖銳化、表面化，使蔡元培及其所領導的北京大學和封建勢力的斗爭重新激化起來。正如魯迅所說：“‘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由于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早為封建頑固勢力所嫉恨，前已有改組北大的議論，五四愛國斗爭，北大學生又是首倡者，站在運動的前列，而蔡元培又對學生的愛國運動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態度，并為營救被捕學生而日夜奔走，不遺余力。因此，封建軍閥把這次風潮看成是北京大學提倡新思潮的結果，尤集矢于蔡元培，認為他是“罪魁禍首”。正如1919年5月11日《每周評論》說：“他們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學界的舉動，都歸到北京大學，把大學學生的所有的舉動，歸到蔡校長一人身上。”安福系向北京政府提出處理事變的辦法，首先就是查封北京大學，撤免蔡元培的校長職務。

5月4日夜，北京軍閥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在自己家里召開了內閣緊急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警備司令段芝貴、步兵統領李長泰均到會，籌商對付學生運動辦法。會上，解散北京大學，撤免蔡元培校長，幾成為一致主張。傅增湘為蔡元培解釋，并說解散大學，古今中外都沒見過這種辦法。段芝貴卻甚至說：“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

其后幾天，曹汝霖、章宗祥要進行報復以及軍閥勢力要對北京大學進行武力鎮壓之說風起。有的說，曹、章以三百萬金收買人刺殺蔡元培，焚燒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有的說，徐樹錚在景山頂架炮，轟擊北大，并揚言要以往年對待陸建章之手段以待蔡。前此敵視新文化運動并遭到抨擊而懷恨在心的林紓，這時也想趁機而入，動搖北大現狀。蔡元培鑒于他自己和他所領導的北京大學，已處在一切封建頑固勢力的詛咒、威脅的嚴重迫害之中，自知已不可再留，但為了營救學生，保護學校，他態度鎮靜而強硬，聲稱學生不安寧無事，北大校事決不放手。

5月7日，被捕學生安全釋放后，學校雖已恢復上課，但斗爭并未結束，學生們都抱著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也是不做不休的態度。蔡元培這時處境十分困難，內心也很是矛盾。帶領學生同軍閥政府對抗，他所處的地位和立場有所不能。屈從政府的旨意，對學生進行約束和壓制，作違反愛國初衷的事，于良心有愧，他更不能干。5月8日，北京政府已決定撤免蔡元培的校長職務，并內定馬其昶為北大校長，并發布了三道命令：一是查辦北京大學校長，二是將已經釋放的學生送交法庭，由法庭依法辦理，三是整飭學風。查辦令因傅增湘不肯副署，未能發表。后兩令已為各報刊出。

在這種情況下，蔡元培除了出走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在他看來，既然軍閥政府將他看成是學生愛國運動的支持、保護者和后臺，把仇恨集中于一己之身，以去他為首要目標;而且政府再次下令要懲戒學生，也是對他施加壓力，他不離開、學生將遭嚴辦，他一走，反而于保護學生、保全學校有利。因此，他于5月8日下午6時向北大學生發表慰勉的講話之后，即于9日清晨憤然離開北京。他就這樣被封建軍閥勢力逼出了北京。學生運動一時失去了方向和支持，產生了一些動搖。更為遺憾的是他不知道，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并不會因他的退讓出走而停止，因此，他的以出走保護學生、保護學校的愿望并未現實，而學生與軍閥政府的斗爭變得更加尖銳激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