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戰割據下的“軍閥經濟”

在舊中國北洋政府統治時期(1895—1927)，由于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不同派系的軍閥進行混戰和割據，使當時的經濟出現了各霸一方、互相封鎖、四分五裂、極端分散的局面，形成了特有的“軍閥經濟”。

軍閥經濟的主宰是官僚資本，是大軍閥大官僚憑籍特權，奪取大量財富的工具。

在1895—1927年間，官僚資本比較分散，因此，很難說哪一個軍閥是北洋軍閥時期官僚資本的代表人物。比較有實力的，在北方，有以梁士詒為頭子的交通系集團，以曹汝霖、陸宗輿為頭子的新交通系集團，以及“北四行”集團。在南方，有“南五行”或“江浙財閥”集團，以及廣州的“華南集團”、“四川財團”、“山西財團”等等。

這一時期官僚資本之所以比較分散，是與這一時期政治形勢動蕩不定有關。當時，皖系軍閥掌握安微、山東、浙江、福建等省。直系軍閥同是控制江蘇、江西、湖北、直隸等省。奉系軍閥盤踞東北三省。閻錫山把山西作為自己的獨立王國。張勛割據徐州一帶。以唐繼堯為頭子的滇系軍閥占據云南、貴州兩省。以陸榮廷為頭子的桂系軍閥，把兩廣作為自己的地盤。四川軍閥還把全省分為幾個“防區”，各自占據幾縣或十幾縣。這些大小軍閥之間，相互混戰，此起彼伏，連綿不斷。作為全國統一政府象征的北京政府中的首腦人物，也象走馬燈一樣，不斷更迭。在袁世凱之后，又有段祺瑞、黎元洪、張勛、馮國璋、曹錕、張作霖等。1917年張勛在北京演出的復辟丑劇，僅僅11天就被撲滅。在1912—1928年的16年間，北京政府先后更換了47屆內閣，其中壽命最短的只有6天。

官僚資本是直接依靠反動政權獲得發展的。軍閥混戰，政府不斷更迭，自然對官僚資本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

北洋軍閥通過種種手段積累起大量財富，其數量之大，遠遠超過洋務派官僚所擁有的財富。如洋務派中后起的中心人物盛宣懷，其財產數目之大，在洋務派大官僚中首屈一指。他經營差不多30年，其積累財富達1611萬元。可是，這個數目和北洋軍閥相比，卻相差甚遠。如皖系軍閥倪嗣沖，1920年5月曾準備將其2800萬元的財產分予子侄妻妾。曹錕1924年因賄選總統倒臺被囚，曾列財產表一張交給張作霖請其保護，據粗略計算，曹錕三兄弟的財產數額達6000萬元(不包括土地在內)。

北洋軍閥不僅積累財富數量多，而且積累時間短。如清政府洋務派官僚盛宣懷，從1883年任輪船招商局會辦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從事全國性經濟活動30年，而北洋軍閥17年所積累的財產，有的就超過了盛宣懷。如王占元任湖北省督軍只6年，就積累起財產300萬元;李厚基任福建督軍9年，財產達1500萬元。北洋軍閥的財產都是靠搜刮、剝削和掠奪而來，其財產數量如此之大而積累速度又如此之快，充分說明廣大人民所受剝削涂炭之重。關于這個問題，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清代某粵督于一年內搜刮得100多萬，人已詫為奇事;由今日看來，象督軍師長等有一年發財到數百萬的，有數年發財到千余萬的，方見今貪婪的風氣比前清倍蓰了。”

混戰和割據下形成的“軍閥經濟”，對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沒有起多少好作用。相反，它只能給我們提供以下的教訓：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政局不穩定，國家不統一，政治不民主，這樣的環境，是很難建設好繁榮富強的民族經濟。